正如以前日共党员跟踪白鸟时没把他的行动搞清楚，市警察署方面也不大了解白鸟的行动。事实上，在白鸟死的那一天，直到下午五点他离开中央警察署时，还是有人知道的。但从那时起直到他变成死尸在现场上被人发现，他在这两个多钟头当中的行动，警察署则完全摸不到头脑。当然，尽管侦查总部是知道的，但因不能发表，所以故意说不知道——这样看也未尝不可。

    但是白鸟在被杀害的那天下午的行动，公开发表的审判记录上是有记载的。按照这个记录，那天下午他只在警察署露了一面，就到市区南四条四丁目的酒吧间“紫浪”去，接着又到过两家窑子。

    正因为白鸟担任过风纪股的工作，大概他在干这种营生的人们当中很吃得开。“‘白鸟事件’对策委员会”出版的《白鸟事件》中是这么说的：

    “据检察官对窑子里的老扳、老板娘和妓女们进行调查时他们所提出的证词，警备科长离开警察署后好像就到窑子里去了。他每天在一定的时间都和什么人在警察署外面会面。也可以估计，会面的地点是几家窑子。

    “‘紫浪’是会面地点之一。这是个酒吧间，不是窑子。但据这里的老板、见习厨师和清洁妇们对检察官说，白鸟几乎每天都到这里来。他总是悄悄地从后门进来，到二楼去休息一下；有时把自行车存放在这里，有时骑着走。根据酒吧问老板等人的证词，可以推断白鸟离开‘紫浪’后就到与什么人约好的窑子去了。

    “可见白鸟离开警察署后，并没有马上到会面的地点去，却采取先到‘紫浪’、然后再从那里赴约的这样一种谨慎的办法。他的行动为什么要这样谨慎呢？既然没有什么嗳味关系，光是说因为有日共党员在尾随，恐怕也不足以说明吧？”

    这里令人联想到，这一事件中的朝鲜人冈进（即闵炳一）曾呑服大量安眠药，死得很离奇。他是狮子咖啡馆的老扳。使人得出这样一种印象：“白鸟事件”中不知怎地处处可以看到卖淫业方面的影子。也应该考虑到，做这种生意的人一般都是和暴力团勾结在一起的。

    总之，不妨认为白鸟警部很能干，很有野心。他的行动所以显得令人莫名其妙，大概是因为他亲自出马搜集秘密情报的原故。这种野心是和升官思想分不开的。白鸟多半掌握了日共方面的情报，然而他一点也没有把它留给自己所属的中央警察署，他一定是独自牢牢抓住这些情报，却没有和警察署通气。

    但是不能料想白鸟曾一直独自保持这些情报。他的升官思想也许不是与市警、而是直接与国警有联系吧？也就是说，似乎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他没向自己所属的市警提供情报，却直接向国警提供了。

    市警自不用说，国警更想知道日共的情报。只要联想到当时北海道的形势，就可以理解国警对这方面的兴趣有多么大了。

    关于白鸟曾把亲自搜集的情报提供给国警的推测，从前面所举过的这个例子似乎也可以得到证明：尽管国警早就拿到了关于“音川”的情报，却长期没有通知侦查总部。可不可以把这一点看作是国警的保密主义与白鸟警部的升官思想的结合呢？

    国警当时把全部力量都集中在形势紧张的北海道的警备方面。不仅日本方面，当时连美国的“反间谍队”也把干练的队员派到北海道去。那时朝鲜战争刚刚结束，美国同苏联、以及同中国的关系正处于非常紧张的时期。

    我想在这里分析一下所谓枪杀白鸟的真凶——佐藤博的罪行。

    首先，佐藤博枪杀白鸟警部的客观证据是没有的。只有追平雍嘉在证词中提过此事。但那并不是佐藤博直接向当局供认的，也不是从追平以外的第三者听来的，当然更没有物证可言。根据这一点，辩护人认为追平的证词是所谓间接证词，也就是传闻证词，不足为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