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这个事件的经过时，除了审判方面的记录之外，我大致上还参考了“‘白鸟事件’对策委员会”发行的种种传单、追平雍嘉着的《白鸟事件》、高安的笔记，以及村上国治的“控诉申辩书”等等。

    其实，我对追平所著的这本书是大不以为然的。尽管如此，这本书编得还是很得要领。

    就这样，根据成田的供词，札幌委员会地区委员长村二治，指导部成员佐藤直道、追平雍嘉，军事副委员长宍户均，军事委员（北海道大学学生）鹤田伦也，联络员音川等都暴露到侦查面上来了，侦查班就集中全力来逮捕他们。

    由于村上国治是指导部的最高负责人，又是地区委员长兼军事委员长，就成为首先逮捕的目标。正当他为杉之原舜一竞选众议院议员，到处活动的时候，被十几名警察包围并逮捕了。

    村上出生于旭川近郊的贫农家庭，只念到小学毕业。他父亲早已亡故，由母亲一手抚养成人。青少年时代他给地主家当长工，战败后农村发生混乱，为了实践自己一向学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加入了共产党。昭和二十四年前后他当上了日共留萌委员会的委员长，展开农民运动，进行抗税斗争。

    昭和二十六年，日共北海道委员由子看中村上的斗争能力，就任命他为札幌委员会的委员长。这时，日共在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后提出了“军事方针”。

    看来这种形势最适合于村上委员长了。他在每一个总支下面都布置了地下支部网，委派“军事委员”，并组织了“核心自卫队”。

    被带到警察署去的村上顽强地行使沉默权，对任何盘讯一概拒绝回答，充分表示出委员长的气概。

    另一方面，侦查总部专心一意地调查朕络员“音川”的下落。“音川”正是地下组织与合法组织之间的联络员，凡是共产党的机密，他全部都知道，因此也了解“白鸟事件”的真相。根据这种看法，侦查总部拚命搜捕他，但是白白耽误了两个星期，下落完全不明。

    后来好容易才找到“音川”，原来他自从辞去党的专职联络员的职务后，就脱离了党的工作，正在某人寿保险公司跑外勤。

    不仅如此，在这以前，“音川”还会被国警北海道方面的警备情报部门逮捕，在该情报部门所属机关的庇护下，提供了很多有关日共的情报。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国警方面的密探。

    侦查总部竟粗心到不知道这些情况，为了查明他的下落，白白地耗费了两个星期的时间。

    从这里可以看出国警和市警双方的派系斗争。市警在拚命追查“音川”的下落，国警则冷眼旁观，一点也没有把“音川”的情况透露给侦查总部。

    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国警的上司）和民政局（自治警的上司）之间相互倾轧的形势在日本警察的基层里也同样表现出来。

    还有这样一桩事实：侦查总部对国警的做法深为愤慨，决定逮捕“音川”；国警警备科长却到高木副检察官那里去哀求说，暂时不要逮捕他。

    国警马上把“音川”所提供的情报向国警总部汇报，但对“白鸟事件”侦查总部则严加保密。

    “音川”的情报是准确的。在当局对日共地下组织的全貌几乎一点都不了解时，这个人是宝贵的。

    但是就“白鸟事件”而论，市警与国警之间的斗争就到此为止。后来当局决定叫国警的警备科在地方检察厅安倍检察官的指挥下，到“音川”家里对他进行讯问。

    “音川”脱离专职联络员的地下活动，回到十胜地方的乡下去，是三月底的事——“白鸟事件”发生后已经过一个时期。他辞职的理由是：要结婚了，婚后得养家，不想再当联络员了。

    指导部会议决定对“音川”进行查问，但到了那天，他托人带来口信说：“我没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