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一月二十二日），日共北海道地方委员会的村上由就到北海道厅的记者俱乐部来，以谈话的方式发表了声明。内容要点是：

    “党和‘白鸟事件’无关。这个事件是与党毫不相干的过激分子任意干出来的。党不赞成这样的个人恐怖行为。关于传单，我们毫无所知。传单内容是些毫无政治性的莫名其妙的东西，党会不会发出这样的传单是值得怀疑的。”

    村上是全北海道日共合法组织的代表和发言人。

    “但是第二天村上又在记者俱乐部出现了，他收回了前一天的声明，并宣读了声明书，大意如下：

    “我不知道‘白鸟事件’的凶手究竟是谁。关于党和本案的关系，我也无可奉告。但是杀害白鸟是出于爱国者抵抗警察当局的镇压的英勇行为，而不是个人的恐怖行为。”

    这与其说是修正了前一天以谈话方式发表的声明，不如说是把它全盘推翻了。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收回前言。

    侦查当局检举不到嫌疑犯，正在焦灼万分时逮捕了自由劳动者支部的青年党员吉田哲。他是作为“民青”（日本共产党领导的日本民主青年同盟）中央的组织干部而到北海道来的。

    当局获悉“天诛传单”是吉田散发的，就根据这个嫌疑逮捕了他。这时还检查了吉田的指纹，想知道它与落在现场上的弹壳面上依稀可辨的指纹是否一致。弹壳上的指纹有一部分并不清楚，但据说与吉田的指纹相仿佛，因此就开始对他严加审问。

    可是在札幌高等检察厅会议室把吉田的指纹和弹壳上所沾的指纹映照在银幕上研究的结果，认为并不像，于是，吉田的嫌疑就减少了。吉田曾做过假供词，检察官查明那不是真实的，就将他释放了。

    同时，检察厅的有关方面收到了几百张威胁性的明信片，侦查总部就把这些收集在一起，仔细加以研究。从明信片上去检查指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当局假定威胁信与枪杀白鸟事件有关，打算从笔迹来追查犯人。于是，根据笔迹鉴定，查出有写明信片嫌疑的共产党员的名字。自当年四月起，以写威胁性明信片的嫌疑而被逮捕的公开党员达十二名；其中有一个是北海道大学的学生，名叫鹤田伦也。在这些党员当中，他是唯一属于地下党组织的，但这时当局还不知道这一点。

    侦查当局方面的中心人物是高木一检察官，在“帝国银行事件”中他曾作过主任检察官。

    被捕的党员以绝食斗争来进行抵抗，当局也找不到关于他们的可靠线索。因此，三个月以后，全体就被释放出狱。

    被害者是在职警部。不论从事件背景的严重性，或是从维持警察威信来说，侦查当局都必须全力以赴地搜捕犯人。但是侦查班连一点线索也得不到，他们的焦躁心情是可以想象的。

    就这样，侦查当局针对“白鸟事件”而展开的活动一开始就走进了死胡同，老早就传说已经迷失方向了。

    但是事件发生后过了约莫四个月的某一天，碰了壁的侦查班突然看到了一线光明。那是从遥远的西方射过来的。关于这段经过，可以从追平雍嘉（被告之一）所著《白鸟事件》这本书里引几段：

    “侦查班自不用说，连共产党本身也想不到的一件事，使‘白鸟事件’急转直下地有了解决的头绪。原来札幌的一个共产党员倒在温泉区伊东市（静冈县）的街上，受到警察的保护。

    “最初收到这一情报的是札幌方面的国警队。经过多番调查，才知道这个党员是北海道厅支部的N青年，由于散发传单，诽谤美国占领军是偷煤贼而被起诉的。后来他在保释期间失踪了，当局正在追查他的下落。不料他喝得烂醉如泥，倒在温泉区的海滩上了。

    “命运是很奇怪的。恰好在那天晚上值班的巡查部长S是个心肠格外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