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是有人叫你投他一票的。”

    我提高了嗓门：“马尔文——我刚才已经说了，我投他的票是因为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作家。”

    他仔细看了看面前的一张纸，随后抬起头来，“过去这几周里，你是不是在公司里给好莱坞十君子的孩子募捐了？”

    这句话让我彻底失去了控制。他说得没错，我先是自己捐了钱，然后又在公司里募捐，好关照那些父亲身陷囹固的孩子们。

    我很少会发脾气，不过不发则已，一发便不可收拾。

    “我有罪，马尔文。我不该这么做，让那些该死的小孩子饿死算了。既然父亲进了监狱，孩子就活该吃不着东西。让他们都饿死算了！”我已经在咆哮了。

    “冷静，”他说，“冷静。我想，你还是先回家，尽量回忆一下是谁让你投票给阿尔伯特·马尔兹的。明天再来见我吧。”

    我气冲冲地走出他的办公室，感觉自己很受伤，刚才这种侮辱简直无法容忍。

    当晚我彻夜未眠，在床上辗转反侧，最后终于做出了决定。上午九点，我又来到了马尔文·申克的办公室。

    我说：“我不干了。你可以把我的合约撕了。我不想在这里干了。”说完我就往门口走去。

    “等一下。不要这么草率嘛。今天早上我跟纽约那边谈了。他们说，如果你签字声明自己不是共产主义者，从未加入过共产党，这整件事就算过去了。”他递给我一张纸，“你签吗？”

    我看了看那个声明，开始冷静下来。我说：“好吧，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从来都不是。”

    这真是一个莫大的羞辱，不过跟那么多无辜的人在那段时期的经历相比，也就不算什么了。

    我有几十位才华横溢的朋友就此失去了在好莱坞工作的机会，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

    1948年2月，奥斯卡奖提名名单公布了。我凭《单身汉与时髦女郎》一片跟其他四位编剧一起获得了提名。同事、经纪人和朋友纷纷向我表示祝贺，不过有件事只有我一个人清楚：我是不可能最终获奖的。

    竞争对手的那些片子部部都是红得发紫，有卓别林的《杀人狂时代》，还有《双重生活》、《灵与欲》以及那部外国大片《擦鞋童》。能获得提名就已经让我备感荣耀了。我好奇的只是，他们当中谁会是最后那个幸运儿。

    我接到多娜·霍乐薇的电话，她祝贺我获得提名。我和多娜已经成了好朋友，经常一起去看电影、听音乐会。她是个很有意思的同伴。

    奥斯卡颁奖礼那天早上，多娜打来了电话。最近她离开了威廉姆·莫里斯事务所，去哥伦比亚公司当了哈里·科恩的私人助理，我觉得科恩真是太幸运了。

    多娜问我：“准备好去颁奖礼了吗？”

    “我不想去了。”

    她似乎震惊不已，“你说什么？”

    “多娜，我是不可能获奖的，那我为什么还要坐在那里发窘呢？”

    她说：“要是每个人都像你这么想，那就没有人会去领奖了。你必须去。你觉得呢？”

    我想了想。去当个好观众，为胜者鼓掌又有何不可呢？“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当然愿意。我希望看着你站到舞台上。”

    第二十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在神殿礼堂开幕了。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转播，不过会通过ABC公司的两百个广播站和军队广播网向听众播报。礼堂里人头攒动，我和多娜找到座位坐了下来。

    多娜问我：“你紧张吗？”

    答案是“不”。这个夜晚不属于我，属于一位能得奥斯卡奖的其他人。我只是一名看客，没理由紧张的。

    仪式开始了。获奖者陆续走上台去领奖。我靠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