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晓得这戏是什么名字，演的什么情节，她只是罩一件白色的围兜，围兜口袋里塞满炒米花，站在台口，然后，母亲在她身背后一拍，她一边往嘴里填炒米花，一边放声大哭，走出去，走过台前，一直从那头下去，就完了。虽然简单，可当了台下黑压压一片人，莫说孩子，没经过的大人也会腿软。无论演不演戏，她都喜欢剧场。喜欢这里的人多，热闹，母亲的好脾气，她几乎称得上是个温和的母亲了。散戏后，母亲卸了妆，母女俩回家去。母亲虽然不像先前的活泼，而是沉默下来，但能觉出，是平静的。这平静，使她保持了一些方才的和悦。母亲会带她到一条弄堂里，一家小店，去吃柴爿馄饨。店堂很小，其实就是将已经很窄的弄堂隔出一条，只摆得下前后三张小桌，柴爿炉就在门背后，炉膛里的火映红了墙壁。母亲在红光里吸一支烟，烟雾也是红色，洇染开的淡红。吸完烟，馄饨不那么烫了，她那碗吃了有一半，然后，母亲很快吃完，等不及她还在贪馋地喝碗底的鲜汤，用肉骨炖成，放了蛋皮和葱花。母亲将她喊起就走。为了能够喝完碗里的汤，她学会了迅速地吃烫嘴的食物。她往往在车程的后半段已经入睡，在睡眠的状态下被母亲推下车，拉着走过距离家的一段路途，上楼，进房，最后看了一眼电灯光下黄灿灿的房间，又回进睡眠。 　　她的演剧生涯一直延续到她小学四年级。当她上小学以后，逢到演出的日子，母亲事先给她两角钱，单趟车费兼一顿早晚饭。此时，母亲响应政策动员，主动削减工资。他们这些艺人，是真心感激人民政府，将他们从三教九流的地位提升为主人。他们都是重义的人，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政府只要开口，他们从来不会打回票。这样，家中的开支便不得不大大压缩。母亲不是一个会计划的人，可她能伸能缩。当即辞退了余姚女人，两个大孩子中，一个大的，考了寄宿中学，女孩子总归好照应些。那最小的长高了，嫌挤她了，就让从三楼搬下来，睡到二楼，和姐姐同睡一张床，原先是余姚女人同姐姐睡的。哥哥的床依然留着，等他星期六回来睡。姐姐对妹妹，一点没有显得比对余姚女人更欢迎一点，总是将后背对着妹妹。那小的为挣得大的欢心，极尽小心，承揽下铺床扫地的杂务。过了一年，到小学二年级时，烧饭也是她的活了。甚至，姐姐的衣服亦是由她洗。她并无怨言，内心里，也很奇怪的，与她母亲一样，将两个大的看得很高。好像，能沾手姐姐的内务，还是一件挺荣幸的事。但是，她还是很高兴演戏的日子，她可以在放学以后，直接从学校往剧院去。她的运气似乎从来不佳，她没能上到曾经随楼下店员去送蒸饭的那家小学，有着大食堂和大操场，而是上了一家民办小学。校舍分散在民居中间，体育课就是在弄堂里上。她走出教室——其实就是石库门房子中的一个客堂间，穿过弄堂。这些错综复杂的弄堂，她已经谙熟于心。从哪里可通达哪里，免去绕道之遥，她心里一本账。沿途的风景，她心里也一本账。但并不妨碍她有兴致，她百看而不厌。她穿过弄堂，再多花些脚力，便可省下七分票钱中的三分，使手头更宽裕。她认识一家合作食堂，在那里可吃到二两炒面和一碗牛肉清汤。她嘴很甜地叫着阿姨，伯伯，人家又渐渐认识了她，就会多给她一些炒面的焦黄的部分，牛肉清汤里也会漏进几片薄牛肉。但她并不总是这样正经坐下来吃饭，这似乎太浪费了，无论是对于财力，还是自由。所以，她更多的是化整为零，沿途一路采买享用过去。食物的种类不限于果腹，而是相当丰富，比如棒冰。这小孩子寒冬腊月也照样吃棒冰不误。有一次嘴唇冻在冰上，撕破一小片皮，流了好多血，化妆时自然有了麻烦，挨母亲一个嘴巴，被同事们劝下了。这给了她教训，从此将更小心地对待棒冰。她沿途吃着棒冰，桃脯，粽子糖，含松仁的要两分钱一颗，较为昂贵，她不常吃，还有老虎脚爪，开口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