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性就不了了之啦。我知道他把工作队活动通啦，就和老蝴蝶往上告了几次，结果还是泥牛入海，无声无息。”

    麻将婶气愤地说：“这回事我知道，把它家地，开群众会的时候，全队只有老蝴蝶一个人站出来说：‘快婶那人就不会胡说，她的话我相信哩。大家何不想想，快婶碰到了一次，没人见地不知有多少哩？大家必须叫他把这事交代清楚。’

    把它家地，我那时害怕呀，明知快婶说的是实话，也不敢站出来支持她。把它家地，就是害怕连累丈夫教书。”

    三快婆接着说：“就是因为这事，他就组织人给我整材料，经常往上边跑，要给我带坏分子帽子哩。有几回指着我恶狠狠地说：‘哼，别看你是贫下中农，地富帽子带不上，坏分子的帽子给你戴上，那就最合适不过啦。你就等着，等我给你把帽子戴上以后，嘿，就不是打扫街道那么简单啦。我，我非叫你娃把裤子脱了，坐到‘唐土’窝里偎勾子不可。’”

    桃花笑着说：“他那是泄泄私愤而已。那时是咋搞的，怎么还要给人戴帽子哩？我在书上看过这回事，不管对与不对，上边有政策，也不是他一个小队长说了算的。”

    三快婆说：“那也玄火，他的自己人特别多，光证明材料就弄了一沓子。说我心怀叵测，诬陷干部，作风不正，乱搞男女关系。要不是老蝴蝶坚持原则，不畏强权，到底没写那份假证明材料。那么，坏分子的帽子就有可能给我硬扣上了。

    唉呀，咱不说了，人都快死啦，还说那些话干啥呀！过去的事就叫过去，咱中国和日本c美国那么大地仇恨都能和好，咱这小民百姓还记恨啥哩。过去了都是好年景，人与人之间，不能老记人的坏处。”

    桃花爸说：“对呀，有句老话说得好，‘人死不记仇’吗，咱不能像他那样心胸狭窄。”

    桃花又说：“我还是有一点不明白，这人心胸那么狭窄，咋能让他把队长当了几十年？这样的人当队长，能把队上地生产搞好吗？群众怎么不另选别人哩？”

    半会没有开口的玉顺说：“咱这里宗族观念太强，他们户族大，人数多，自己人大都受过他的惠顾。社员大会上选过几次干部，每次都是他的票多，发扬民主吗，公社和大队干部没有办法，只能让他接着干。长期受欺压的群众，也只能唉声叹气地往回走。”

    桃花爸又说：“农村普遍都有这个问题，宗族观念强，选干部发扬民主，也不是最好地办法。你们这个老队长，他的亲属那么多，今天老了咋会没人管哩？”

    玉顺接着说：“那也是由于太顾亲属啦。他在位期间，利用手里的职权把自己几个女儿，一帮侄子，侄女都陆续安顿出去了。只把一个小儿子‘金蛋’当宝贝似的留在身边。但他疼爱过度，儿子书没念成，也没学啥本事。生产队散了以后，各人种各人的地，各人过各人的日子。老队长虽然给自己占了许多集体东西，但他却不接受新生事物，一直领着儿子金蛋，按照旧传统观念做事。多年没有收入，总是赔本，再加上给金蛋娶媳妇c盖房子，把自己多年攒地家底全花光了。后来年老多病，挣不来钱还要花钱，一家人要生活，孙子要上学。他儿子金蛋没有办法，只好外出打工。自己没有一技之长，只能做个小工，挣不了多少钱，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老两口年纪大了，他又身体多病，死又死不了，过得怪可怜的。”

    大家听到这里，麻将婶幸灾乐祸地说：“他可怜，活该。把它家地，这就叫报应，只怪自己把人亏得多了，现在就该活受罪。快婶，咱们都不管他，叫他往死地疼。”

    三快婆叹口气说：“唉——不管，不管不行呀。他老婆也是八十岁的人啦，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根本管不了他。他现在走不动，成天爬到门口把着门槛喊：‘快婶，快婶——，你快来呀，给我把医生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