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甫之子李德裕等，指斥李宗闵主持科考舞弊，李宗闵等人被贬官，斗争更趋复杂。朝廷大臣分化组合，形成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两派相互倾轧四十余年。李党领袖李德裕和郑覃皆出身士族高第、宰相之子，皆以门荫人士，主张“朝廷显贵，须是公卿子弟”。其理由是自幼漂染，“不教而自成”。而牛党领袖牛僧孺、李宗闵等，多由进士登第，反对公卿子弟垄断仕途；在对待藩镇的态度上，两派各执一词。李党世代公卿，支持唐廷抑制强藩，因为节度使强大，影响他们的利益；牛党大多来自地方州郡，与藩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利害相关，主张姑息处之，希望朝廷承认割据事实。在对待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问题上，双方态度也相去甚远……两党争持日久，最后变为意气相攻。除去不同利害，已无明显的政见不同。如当时朝堂宦官擅权，两党争相攀附权阉，以为援助。两党jiāo替执政，相互攻伐，使腐败的朝廷更加混乱。唐武宗时，李德裕高居相位，将李宗闵贬斥流放封州；宣宗时，牛党得势，李党皆被罢斥，李德裕被贬死崖州。宣宗时牛僧孺病死，牛李党争才告结束。唐文宗为此感慨：“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下面摘录了一位学友对裴度、欧阳修和滕甫三人对“朋党”讨论的对比总结，都体现儒家气概：

    “对君子孔子说人的毛病，各于其党人们为实现自己的私利，相互勾结，结成各自的团伙，这就是党朋。而这些党朋就被一些小人用来作为整人的工具，攻击人的pào弹。并且出现了许多为自己狡辩的论点，即中国唐宋时期的裴度、欧阳修和滕甫。裴度的“朋党”论。裴度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势必相合。君子为徒，谓之同德；小人为徒，谓之朋党。外虽相似，内实悬殊，在圣主辨其正邪耳。”欧阳修的“朋党”论。欧阳修认为“君子有党”而“小人无朋”。滕甫的“朋党”论。滕甫认为“君子无党”的：“君子无党，譬之草木，绸缪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三种朋党论从字面上看似乎完全不同，实际上却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这三人由于当时所处环境不同，所提出的朋党观点的侧重点也就不一样。裴度耻于与小人为伍，故有“君子必与君子为伍，小人必与小人为伍”之说。欧阳修当时因为范仲淹鸣不平，被一些朝野小人诬陷为朋党，才会说出“君子有党”，而“小人无朋”之说。滕甫没有像裴度或欧阳修那样的经历，他就来得较为超脱，他所谓的“朋党”，才是本来意义上的“朋党”。但他们的论点中都强调一个共同之处，即君子同德，小人同利。君子之间的“朋党”是建立在一种广泛的，符合大众利益的基础之上。而小人之间的“朋党”则是建立在一种狭隘利益之间，完全是为自己的私利，彼此相互勾结，靠损害大众利益，来谋求个人的私利或小团伙的利益。在我们目前的社会中，这类的朋党更是遍地滋生。没有朋党，也就不可能出现目前的贪污腐化。没有朋党，就不会出现那些凌驾于他人之上的特权阶层。朋党不能等同于朋友关系，朋友之间有善恶之分，朋党之间只有利益关系，没有善恶之理念。所以自古就有“君子朋而不党”之说。”

    唯贤是举，谦恭正直，得天下大治

    【子曾经曰过】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智者感悟】

    仲弓做了季氏的总管，向孔子请教政事。孔子说：“先派定各部门的负责人，赦免部下的小过失，提拔德才兼备的人。”仲弓问：“怎知道谁是德才兼备的人，从而把他提拔起来呢？”孔子说：“提拔你知道的。你不知道的，别人难道不会推荐吗？”

    《中庸》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