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贞观二年，太宗对右仆shè封德彝说：“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天下事重，卿宜分朕忧劳。卿既不言，朕将安寄？”封德彝回答说：“臣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未见有奇能。”太宗说：“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岂得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德彝感到十分惭愧。唐太宗认为，使用人才就是要和使用器具一样，不同的器具自有它不同的用处，只要是有用的器具，用的得当就有它的价值，如果求全责备就发现不了人才。有才德之人，何时何地都存在，只不过是看你有没有慧眼识英才的本领，有没有使用英才的魄力而已！

    第27章 经世致用，现代管理之道(2)

    知人还要知道每个人的才能的大小，与每个人才能的不同与各自专长，做到量才授职。刘勰说：“是以君子量才而授任，量任而受爵，则君无虚授，臣无虚任。故无负山之累，折足之忧也”。（《刘子》）唐代赵蕤也提出“量才授官，至理之术”的用人原则。他认为人的“才能参差大小不同，犹升不可以盛斛，满则弃矣。非其人而用之，安得不殆乎？”（《长短经》）汉代的王充在《论衡程材》篇中，把人才分为四个层次：即“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俗人，通人过儒生，文人过通人，鸿儒过文人。”鸿儒是人才的最高层次。晋代傅玄把人的才能分为九等，然后根据人的才能的不同，而委之以任。傅玄说：“凡才有九：一曰，德行，以立道本；二曰，理才，以研事机；三曰，政才，以经治本；四曰，学才，以综经文；五曰，武才，以御军旅；六曰，农才，经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兴国利；九曰，辩才，以长讽谏。此量才者也。”（转引自《长短经》）也即是要根据人的不同的能力而任之。他还强调不同的事情，要具有不同才能的人来做。他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本，不任左右，必求良工者。裁帛形木，非左右之所能也。径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不能裁之，况帝王之佐，经国之任，可不审择其人乎”。（《傅子》）人的才能是有差别的，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才能，真正说起来，世界上是没有全才的。因此，一些适合于作方面的工作，另一些人适合于作另一方面的工作，所以必须认识一个人的才能的不同，从而委之以不同的任务，授之以不同的职务。这也是我国古代任人的一重要的原则。为要做到扬长避短，必须要分别人才的层次和类型。

    知人善用，不以貌取，当以质论。三国时期，庞统隐居在江东，鲁肃慧眼识英才，周瑜死后，他就向孙权极力推荐庞统。可是孙权见庞统“浓眉掀鼻，黑面短髯，形容古怪”，心里十分不喜欢，又嫌庞统出言不逊，轻视周瑜，便拒而不用，轻易地将他放走了。于是，鲁肃只好把他推荐给了刘备。庞统虽然早死，但是从当事人对他的评价，以及他生前所做的事来看，他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孙权因为以貌取人，就失去了这样一个人才，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遗憾。

    对人的判断失误，导致良机丧失，甚至丧身辱国的事情，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如关羽因为低估了东吴的吕蒙，终致城亡兵败，身死无地。而楚汉相争之时，项羽勇猛无敌，威名天下，却因为前来投奔的韩信曾受过胯下之辱而不用之，使得韩信改投市井小人一般的刘邦，让不可一世的楚霸王落入十面埋伏之中，落得个霸王别姬、乌江自刎的凄惨结局。

    一个人是否应该被看重，重要的当然是看他内在的道德品质和学识修养，至于外在的容貌、装饰以及言谈举止等，其实都是次要的。无论是选才用人还是结亲jiāo友，有见识者当然要以此为标准。当然，能够“质”与“文”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