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和合共存是宇宙、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在人类社会中，只有实行“恕道”才能实现和合的氛围。儒学文化十分强调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组织内部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协作与和谐。只有相互宽容，互相理解、相互克己、相互忍让才能达到和谐。儒家“恕”的内容包括：1、己所不yù，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篇有：“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yù，勿施于人。’”孔子的学生仲弓问怎样实行仁德，孔子回答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礼记中庸》）如果人人都自觉地按照“己所不yù，勿施于人”，“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的原则处理人与人的关系，那就不会有怨恨和不愉快的事情发生，社会就会出现和谐的局面。2、“己yù立而立人，己yù达而达人”。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yù立而立人，己yù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雍也》）即是说，自己所希望的，所yù求的，所要达到的某个目标，也要让别人去追求和实现，所yù与之，这是恕道的另一方面。即不要把自己所厌恶的事情，强加给别人。

    由此可见，儒家的“恕道”是将心比心，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以己度人，推己及人的道德规范。这种道德规范利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谅解。如果人人都懂得这个“恕道”的价值，并且实行它，就可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就可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某些不必要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变得更加和谐。所以，孔子说：“恕道”是“可以终身行之”的一种道德规范。“恕”与“和”是不可分的，是相互为用，互为因果的。为此，儒家提出“和为贵”的思想，认为它是建立一个和合xìng社会生态的根本指导原则。无论是管理主体，还是管理客体，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之间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社会之间都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复合体，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多元的、复杂的，存在着诸多矛盾，存在着认识上、利益上的诸多不一致，因而必然会产生不协调、纠纷甚至冲突。所以需要以“忠恕之道”进行有效管理。上级与下属之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都应该讲“恕道”。管理者上层与下属之间讲“恕道”，首先，要建立起一种互爱互敬的关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上级对待下级要讲原则，要以礼相待，下属才会尽心竭力的工作。“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孟子离娄下》）“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上下是否和谐的关键在于上属，在于管理者。其次，上属执行政策时，要刚柔适中，合于“度”。孔子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十二年》）

    儒家的“恕道”在日本形成了日本管理文化的宽容xìng特征，这种宽容xìng的管理，形成了职工“以厂为家”的观念，从而也就形成了以处理“家庭关系”的宽容心理来处理企业各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传统。这实质上，就是儒家的“恕”道。“直至今日，对于日本人来说，‘和’乃是至上的美德。日本各种团体的领导人的最主要的任务不是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而是维持团体的‘和’。因而，日本团体的领导人未必是团体中最有能力的人，但必须是德高望重或资历最高，能集中属员意志并能消弭其分裂与对立的人。为维持团体成员的一体感，日本在团体内部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公开的对抗”，维护团体内部一体感的乃是儒家的“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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