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等后续部队上来，手脚麻利的司务长们弄来了酒，全军就开始庆贺胜利了。整个驻地飘荡着杂乱不齐的歌声。尽管将军绝对禁止放枪，但有的地方会突然连发几响，于是，寂静的夜空便被曳光弹划出几道白线。没有喝酒，因而特别严厉的巡逻兵，迅速赶到枪响的地方，违令者马上被缴了枪，押送到庄园废墟下面僻静的地窖里去。不过，对这些谁也不在乎。

    少尉自告奋勇去巡逻。反正他在这个军团里没有熟人。在狂欢的人们中间漫无目标地晃来晃去，比执行巡逻队长的严肃职责更叫人难受。因此，少尉对于职守很卖劲，很严格，而要做的事情是很多的，因为大家都在忙着庆祝。只有值班营c卫生营和收葬队例外。收葬队是最后一次完成自己并不愉快的工作了。那队长，一个微瘸的中年准尉，责备似的看看欢呼的坦克兵，叹息着：

    “祈祷会！”

    侦察兵们同克雷玛索夫那个旅一起欢宴，倒不仅仅因为早就同旅里的战士，同他们彬彬有礼的旅长熟识，还因为这最后一仗他们是一起打的，他们不仅有共同的欢乐，也有共同的悲痛。这里听不到别处那种喧闹和欢笑，酒宴是有节制的，碰杯不多，唱的歌是忧伤的。坦克兵和侦察兵怎么也不能忘却已是在战争结束之后被烧死c打死c伤残的那些自己人：尤里，瓦洛佳c瓦西卡和伊格尔等等。他们觉得这是特别冤枉，特别不公平的事。

    有几个军官铺开两张坦克上用的大帆布，席地而坐。中间摆着一瓶瓶的各色烧酒小桶当地酒c美国罐头，再加上缴获来的饼干。军官大都还很年轻，因为这个兵种就是年轻的；他们有的躺着，有的脱下靴子坐在边沿上。没有人说笑话，没有往常的戏谑，虽说酒是喝了不少，这不是普通的日子呀，是在庆祝胜利嘛。

    “格里沙给烧死了，真冤，”坐在沉思的克雷玛索夫旁边的矮壮的大尉低声说。“我对他喊左边树林里有声响，可能是火箭筒手，可他要么是没听懂，要么是”

    “怎么着，还有烧得不冤的？”一个年轻的灰发中尉问了一句，接着自己又做了回答：“烧死总是冤的，总有点莫名其妙，我对你们说吧。”

    “格里沙知道战争结束了，已经有了和平，”大尉没听别人，继续讲自己的。“他已经知道了，这才真窝囊呢!他当时要稍稍靠右边点”

    “稍靠右点，稍靠左点，都一个样，”克雷玛索夫说着给自己倒了杯酒。“好吧，别打中格里沙，可那就会打着你或者是我，反正一定要打着的：222。”

    “什么‘222’?”中尉问道，“是一种火炮的型号？”

    “这是‘预估伤亡百分比’。在你还和机械员下棋的时候，早就算出来‘222’了。”

    “百分比”大尉叹息说。“来，克雷玛索夫，为他们干一怀，让那个百分比见鬼去吧！”

    他们一饮而尽，中尉快活地说：

    “我知道今天打不着我。您相信吗，少校同志？我真的知道！”

    “我相信，”克雷玛索夫说，“人在三十岁以前总是什么都相信的。所以当侦察兵只能选年轻的。打三十起，人不只是相信了，他凡事要思考了，自发地要了解辩证法尤拉，你去说一声，让他们把灯打开，什么也看不见。”

    中尉忙把杯子放下，象方才坐着那样光着脚，朝坦克跑去。霎时亮起两道光柱，在帆布上交叉到一起。

    “你们搞得挺有气魄呀，”光柱那边有人轻声地说。“嗳，攻击的战果如何？”

    小个子的大尉侦察员走进了光圈，他的右手用吊带托着。

    “请坐，大尉，”克雷玛索夫很有礼貌地说。“同志们，给侦察员让个坐。”

    坦克手们挪动了一下，大尉和随来的淡黄发的费道尔·贡塔尔在帆布上坐下。克雷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