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他，累得筋疲力竭之后，竟然睡着了。突然，四周闷哄哄的，一片嘈杂。他趴在了望孔上一看：好家伙！只见几个芬兰人正开着两辆轻型坦克，把库卡拉恰的坦克拖在后面，使劲往外拉呢！库卡拉恰躲在坦克里没露面，芬兰人把坦克拖出壕沟，径直往他们的阵地上拉去。“哎呀，不行，”库卡拉恰心想，“这可不行！”弄不好，要当俘虏！”于是他便开动坦克，猛然来了个大转弯，把油门加得大大的没等芬兰人醒悟过来，拖起他们的坦克就往回开他就这样回到了自己人这边。当然芬兰人都逃掉了，那就随他们去吧，可他们那两辆轻型坦克却完好无缺地落到了库卡拉恰手里！

    说到这儿，库卡拉恰就打住了，至于他同伏罗希洛夫同志具体究竟谈了些什么，谁也不得而知。

    天刚破晓，卖酸奶的小贩们便从茨赫涅季村来到梯比里斯，他们把驴子留在马尔塔大婶的院子里，背起盛奶的皮囊，串街走巷地大声叫卖；“酸一酸一奶，牛一牛一奶！”

    午后卖完货，他们又聚在院子里，围坐在一张长桌旁边，不慌不忙地各自呷着一瓶赫齐亚葡萄酒，一面不停地碰杯，一面东拉西扯，谈论着各种新闻。

    我们管马尔塔大婶的院子叫“驴行”。

    有时，茨赫涅季的奶贩还在这儿赛驴。把院子的大门口当，后院院墙当终点，总共有二十五到三十米的距离。他们雇我们这些孩子当骑手，赛赢的可以得到一小罐酸奶，输了就得被奚落一顿，或是在后脑勺上挨一下。

    每头驴子都有自己的名字，可我们却用它们主人的名字来称呼它们。

    那一天，喝得醉熏熏的奶贩们又决定要赛驴取乐。赌注定的是五个卢布。

    我骑的是基杰斯，纳杰拉骑的是阿尔沙克，杜杜骑沙克罗，伊拉查骑伊梅多，科斯加·格列克骑哈尔瓦特。还有别的驴子，但是因为跑道的宽度有限，它们没有参加第一轮比赛。不当骑手的马尔塔大婶和驴子的主人们充当裁判。

    马尔塔大婶数到三，我们就跑。几头驴子滑稽地摇晃着耳朵，得得得地向终点跑去。驴子的主人情绪激昂，大叫大嚷地给驴子和骑手鼓劲儿：

    “加油，难道我白喂你大麦了？！”

    “喂，往它屁股上坐，跑得就快啦！”

    “瞧，真是头笨驴！怎么站在那儿不动了！用马刺刺它，刺它呀！”

    “嘿，真行，好一个女娃娃！真来劲儿，真是个好样的！”

    “哎呀，你们这些窝囊废，让个女孩儿家给赶过去啦！”

    结果，纳杰拉得到一小罐酸奶，阿尔沙克得五个卢布，我的后脑勺上挨了一巴掌。第二轮比赛刚准备好，我们的小伙伴泽维拉突然冲进院子，挥动着两只胳膊，声音怪吓人地喊道：

    “库卡拉恰让人打死啦！”

    突如其来的一阵沉默甚至使树上的麻雀都哆嗦了一下。

    泽维拉又喊了一声，情绪略微平静了些：“来人哪，库卡拉恰被打死啦”喊完舔了舔发干的嘴唇。

    好半晌也没人作声，后来马尔塔大婶问道：“是谁干的？”

    “不知道，”泽维拉耸了耸肩。

    “在哪儿？”还是马尔塔大婶发的问。

    “在科布列茨基上坡道，”泽维拉用手指了指。

    “在茵加家里吗？”

    泽维拉点点头。马尔塔大婶摘下头上的披肩走出了院子。

    十分钟以后，我们全街区的人都聚在了茵加的家门口。

    卫生员和两名民警用担架把库卡拉恰抬了出来。他胸部的两处枪伤在往外渗血。茵加走在担架旁边，身上多处擦伤，脸部抽搐着。她不时地俯在担架上，凝视着库卡拉恰的脸，喃喃地说着：

    “你别死，库卡拉恰，别把我毁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