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化情形，尤其是会首们的恶劣行径。

    此外，在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况发生。像江苏宜兴，那里的大刀会后来也与太湖湖匪合流，由农民自卫变为扰民害民。

    更有甚者，1926年河南部分匪化红qiāng会受地主、土匪的挑拨利用，竟将荥阳农民协会委员长李虎臣一家老小11口人全部杀光。1929年3月，山东无极道（即无极会）首领李光炎、王传仁，在下台军阀张宗昌和日本浪人的策划、支持下，发动反对国民政府的暴乱。他们纠集数万道徒，先后进攻滕县、济宁、鱼台和江苏丰县、徐州，要求打倒三民主义，恢复迷信活动，反对男女平等和fù女天足，并拆毁铁路，破坏jiāo通。这种倒行逆施，最后为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所平定。

    但是，红qiāng会等组织就多数来说，其基本成员还是保持了中国农民的良好本色。例如山东汶上县、宁阳县的红qiāng会，曾占领县城达7个月之久，他们所选择的驻地都是学校、庙宇、公共机关等，决不擅入民宅，骚扰百姓；所吃的都是自己携带或定做的大饼、馒头，丝毫不去掳掠当地人民。

    至于民国时期的统治阶级称红qiāng会等组织为会匪，除了确有少数匪化红qiāng会之外，还另有原因。由于红qiāng会通过有效的抗匪斗争，认识到自己的力当时中国北方农民生活艰苦，平时难得吃到白面馒头。吃馍不嫌贵，即意味着得到不义之财。哩服呢，是当时高级的呢子面料；脚踏哩服呢，似指以哩服呢做成的布鞋。松三亏，指辫子；头带松三亏，似指大门会员都要打辫子。五六两句表现天门会员动辄打骂百姓的形象。最后四句反映会员经常要根据会首的旨意，到外地去打仗，扩张势力。

    量，于是进而武装抗拒官军扰民，抗拒官府的苛捐杂税，成为当时自发的农民斗争的一种形式。显然，被官府称为“会匪”的这一类红qiāng会等组织，是不属于本书所叙述的内容的。

    如果综观整个民国时期的各地红qiāng会、大刀会等迷信会门武装，除了上述种种活动外，还有许多方面的活动。例如，为北洋军阀各派系所利用、参与军阀混战，坚持封建迷信、反对国民革命和工农运动，为guó mín dǎng顽固派所利用、袭扰甚至杀害八路军等；另一方面，又参与组织农民协会、支持北伐战争，接受共产党领导、打击日本侵略者和汉好，武装反对guó mín dǎng的征兵征税等。这些当然也不属于本书的内容，附带一笔是为了指出：对民国时期红qiāng会等组织须作具体分析，不肯定一切，也不否定一切；要看到其多侧面xìng，防止以偏概全。但从总体上看，凡属农民自卫xìng质的红qiāng会等组织，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对其抵抗土匪，和抗官府强征暴敛，均应作肯定为妥。

    日本人制造匪祸谋乱中华

    民国时期的土匪活动因有外国帝国主义的chā手、怂恿和支持，而更为猖獗，剿匪也更为困难。为着险恶的政治目的而竭力利用中国的匪患的，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人自愿进山当ròu票前面叙及1924年中国政府从日本手中接收山东半岛时，日方曾指使当地著匪孙百万进行骚扰，企图阻挠山东归还中国。其实，民国时期，日本人利用土匪扰乱中国社会治安的情况，实在太多。为祸内蒙的匪徒，骚扰新疆的白俄匪帮，其背后都有日本人在暗中活动。1923年8月上旬，山东陆军第七旅在平原县剿匪，也曾捕获过日本人。1924年6月，洮南镇守使阚朝玺在诱杀巨匪卢占魁及其骨干分子时，行刑过程中，忽然有人大叫：“我的日本人，在中国死了的不好！”此人一喊，又有数人响应。阚朝玺连忙下令暂停行刑，将此数人带近前来审问。他从这6个人的汉语发音和面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