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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分天下之约”,更是早已抛到脑后。朱棣做了皇帝后,绝不提此事。宁王朱权找到朱棣要求改封到江南。他提出苏州,朱棣以“畿内”为由不予批准,颇有榻下岂容他人安睡的味道。朱权提出钱塘,朱棣说:“皇考以予五弟,竟不果。建文无道。以王其弟,亦不克享。”依然不同意。朱棣摆出建宁、重庆、荆州、东昌几处,说:“皆善地,惟弟择焉。” 最后,朱权于永乐元年二月改封南昌,此事就算了结。朱棣是玩弄权力的高手,他凭借手中实力,将众亲王任意置于股掌之中。此后,藩王的权力、地位进一步削弱,仁、宣之后,诸王甚至有出城之禁。二王亦不得相见。亲王便成了徒糜禄饷的寄生虫。

    永乐即位之初,面临着缺官的局面。不久,由于“悉复旧制”,被黜官吏只要“以奏牍付科”,即可以复职 ,再加上涌现出一大批靖难新贵,官僚队伍迅速膨胀起来。到永乐二年六月,“中外官数”竟“比旧额增数倍” ,迫使朝廷不得不给予注意。由此不难看出建文省官吏、并州县的必要xìng,也可以看出永乐刻舟求剑的复旧政策所带来的问题。

    朱棣的复旧,甚至偏颇而极端。以田赋而论,建文中革去江南苏松重赋,解除苏松人不得做户部官的禁令,本是一件有惠于民的好事。但这一政令也在复旧的名义下被朱棣取消了。据说,朱棣对要求降低江浙地区官田重赋的官员十分痛恨,苏州知府金炯就因此被槛车徵至京而死。 永乐中,农民实际jiāo纳的赋税要远远超过定额。特别是在迁都之后,农民要负担庞大的运输费、手续费等等。因此,论者曰:“太宗即位,尽革建文之政,民力不堪,明制徵及分者,官得迁转,又数赦免。然岁积逋粮,至宣德末,苏州一郡已七百九十万石,常松亦然。” “吴民大困,流亡日多,一郡逋赋至七百九十馀万。督使相继,终不能完……宣德中虽名减赋,实则同洪武之旧。” 甚至连建文年间僧道每人限田五亩,其余均给农民的规定也被废除。朱棣的复旧,并不问其是否有利于国计民生,但是建文所出一律推翻,有些感情用事。

    朱棣绝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守成之君。任何祖宗成法都不能束缚他的手脚。他宣称“刑名一以大明律科断” 而实际上滥施残刑酷法,任意杀人,毫无章法。至于南征安南,亲征蒙古,迁都北京,派郑和下西洋,又有哪一件有祖训可援?朱棣的许多做为都与祖训不合,甚至与自己在《圣学心法》中的说教相左。朱棣率领靖难之师进入南京时,要不是杨荣拦马提醒,几乎忘了应该先去拜谒朱元璋的陵墓。 他所宣称的尊崇祖制,率由旧章云云,与他的先谒孝陵后登宝座一样,是做样子给人看的。

    朱棣的人格是矛盾的。我们要考察的是朱棣怎样将截然不同的说与做集于一身,如何使这种双重人格在他身上得到平衡。

    永乐四年闰七月己巳,朱棣召见北京儒士武周文,劳谕甚至,特命为翰林侍讲学士,赐冠带金织罗衣一袭。第二天,武周文入谢,朱棣便因其老而令致仕。这样一个普通的老年儒士,为什么会受到朱棣的如此优礼?朱棣对翰林侍读胡广等说:“朕守藩时,闲暇喜观《易》。时王府官亦有三二人知《易》,然皆不若周文切实。但所言亦有拘滞不流动处。”原来这位武周文是朱棣在《易》学上的知音,但似乎不如朱棣对《易》理解得深。朱棣说:

    盖《易》道妙在变通不失其正耳。古人“随时从道”之说,最得要领。

    又说:

    为学不可不知《易》,只“内君子,外小人”一语,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看来,朱棣深得《易》经“变通”的要领。他从“随时从道”引申出左右逢源的权术,凡事取其适于自己者曰“从道”,去其不适于自己者亦曰“从道”;以“内君子,外小人”作为自己行为辩解的理论,君子之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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