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有许多“只偷官家，不伤贫贱”的侠盗。《水浒》里的鼓上蚤时迁，虽是鸡鸣狗盗之辈，但由于他行窃出身，却有抱天下不平的胸胆，故不但不为百姓及后人唾骂，反而在水泊里坐上了一把交椅，弄成一番事业。即便是当今社会，也不是盗即坐恶。比如人人知道他是贪官，公检法奈何他不得，你出手了！你的满载而归中便带了一点侠气；得手归来，忽见一老妪哭诉救命钱的丢失，你心生恻隐，慷慨解一小囊，你的盗行便生出几分义气。但如果你公汽上三五一伙，偷不成便抢，或一旦被人点破便刀拳相向，这盗窃便演出了一大半匪气……

    盗亦有道，乃谓作恶中须留一份善心，不至满盈之时，追悔不及。你偷人家钱包，倘若包内有涉及人家饭碗之要的证件、票据，须知于你一事不补，于人则是苦乐攸关。你能想办法还给失者，则你的恶行便暗减一分；你盗有所择，不害生死，当是你身在盗而善根尚存。比如你在医院里行窃，须想想这里金钱所系乃是生命，你的所得安心是否？或者你有所悟，那便是你最后的一线良知。

    善心俱失，恶贯易满；报应之日，岂容你悔不当初！

    盗者戒。

    熙宁四年，立《宋史.盗贼重法》。凡劫盗罪当死者，籍其家赀以赏告人，妻子编置千里；遇赦若灾伤减等者，配远恶地。罪当徒、流者，配岭表；流罪会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赀之半为赏，妻子递降等有差。应编配者，虽会赦，不移不释。凡囊橐之家，劫盗死罪，情重者斩，余皆配远恶地，籍其家赀之半为赏。盗罪当徒、流者，配五百里，籍其家赀三之一为赏。窃盗三犯，杖配五百里或邻州。虽非重法之地，而囊橐重法之人，以重法论。其知县、捕盗官皆用举者，或武臣为尉。盗发十人以上，限内捕半不获，劾罪取旨。若复杀官吏，及累杀三人，焚舍屋百间，或群行州县之内，劫掠江海船筏之中，非重地，亦以重论。

    凡重法地，嘉祐中始于开封府诸县，后稍及诸州。以开封府东明、考城、长垣县，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东应天府、濮、齐、徐、济、单、兖、郓、沂州、淮阳军，亦立重法，著为令。至元丰时，河北、京东、淮南、福建等路皆用重法，郡县浸益广矣。元丰敕，重法地分，劫盗五人以上，凶恶者，方论以重法。绍圣后，有犯即坐，不计人数。复立《宋史-妻孥编管法》。至元符三年，因刑部有请，诏改依旧敕。

    节选自《宋史-志第一百五十二-刑法一》

    先是，曾布建言：“盗情有重轻，赃有多少。今以赃论罪，则劫贫家情虽重，而以赃少减免，劫富室情虽轻，而以赃重论死。是盗之生死，系于主之贫富也。至于伤人，情状亦殊。以手足殴人，偶伤肌体，与夫兵刃汤火，固有间矣，而均谓之伤。朝廷虽许奏裁，而州郡或奏或否，死生之分，特幸与不幸尔。不若一变旧法，凡以赃定罪及伤人情状不至切害者，皆从罪止之法。其用兵刃汤火，情状酷毒，及污辱良家，或入州县镇砦行劫，若驱虏官吏巡防人等，不以伤与不伤。凡情不可贷者，皆处以死刑，则轻重不失其当矣。”及布为相，始从其议，诏有司改法。未几，侍御史陈次升言：“祖宗仁政，加于天下者甚广。刑法之重，改而从轻者至多。惟是强盗之法，特加重者，盖以禁奸宄而惠良民也。近朝廷改法，诏以强盗计赃应绞者，并增一倍；赃满不伤人，及虽伤人而情轻者奏裁。法行之后，民受其弊，被害之家，以盗无必死之理，不敢告官，而邻里亦不为之擒捕，恐怨仇报复。故贼益逞，重法地分尤甚。恐养成大寇，以贻国家之患，请复行旧法。”布罢相，翰林学士徐勣复言其不便，乃诏如旧法，前诏勿行。

    节选自《宋史-志第一百五十二-刑法一》

    皇陵分布区域

    北宋皇陵分为四个区：

    赵弘殷的永安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