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晚期，军阀拥兵割据，互相残杀异己，故使在汉初时已被政府残酷镇压下去的游侠之风，忽地又复兴起来，社会上的游侠、刺客、侠盗之流，或被中央皇室和权贵录用，或被各地方镇和其他官吏延请、收买，成为贴身保镖和职业杀手，在消除异己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发挥其特殊的作用。大概由于时代的风尚所使，一些著名的文人也染上游侠之风。如大诗人李白“十五好剑术”，据其友人魏万《李翰林集序》云，李白不仅“少任侠”，而且还“手刃数人”，另一友人崔宗之也说李白“袖有匕首剑”（《赠李十二》）。李白的义兄孟赞府，门人武谔辈，都是游侠中人物。李白和元稹都作有《侠客行》诗，但二人着眼点不同。李白认为应“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元稹认为“侠客不怕死”，“事成不肯藏姓名”，要敢作敢为。今人金庸有感于李白的诗作，衍成长篇武侠小说《侠客行》。在唐代两度为僧的贾岛，虽非游侠，却极推崇这种精神，作《剑客》诗云：“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似君，谁为不平事？”在这特异的历史环境、社会风气下，有关游侠的故事传说流布甚多，并在旧文献资料的影响下加以翻新、变化、充实，且日神其说，终于蔚为大观了，从中比较曲折地透视出当时社会的生活和广大人民力求改变现状的幼稚愿望。

    长期处于兵、匪、官绅压迫下的广大人民，因对现实不满，或寄希望于揭竿而起，推翻腐朽的统治，或寄希望于游侠之辈，幻想*剑侠奇异的本领铲除邪恶势力，申张正义，拯救受压迫、凌辱的百姓，一抒胸中愤恨。这就是武侠小说产生的社会土壤。而这时一种新兴的文学体裁即传奇小说，正在文坛兴起，它文备众体，雅俗共赏，比较适合用来反映侠客的奇异内容，于是使这一历史时期新创作有关侠客的故事传说，完全摆脱了汉魏六朝时杂在子、史中的简单记叙，而以传奇的形式，以异常清新、绚丽神奇的笔调进行创作，使纯正的武侠小说，赫然出现文坛百花丛中，成为我国通俗小说卓越的先河。

    我们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我国各族人民对本民族的武术一直很自信、崇拜，这种心理状态，本就容易产生极为夸张的传说，再加上我国古代人受到玄门、释教思想的影响与熏陶，遂使侠客的行为变得异常诡怪，武功手法神秘玄奇、深不可测，往往成为完全超越现实的虚幻的东西。严北溟先生在《论佛教的美学思想》中云，佛教思想虽来自印度，却“早已和我国固有的文化思想交流融汇”，并且“参预了我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和性格的形成”，又经历朝历代教徒们的悉心改造，已成为我们民族思想心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了。至于道教思想，它本出自先秦方士、神仙说、黄老说、阴阳五行说和汉初儒家谶纬说，更是不折不扣的正宗国货。玄、释二门虽被封建统治阶级利用来麻痹毒害人民，但因其千百年来深深植根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之中，已成为广大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因此要想真实地写出我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情况，要想使文艺作品具有较为丰富的历史内涵，就必须对我国封建社会的三大精神支柱，即儒教、佛教、道教有所反映。古代人因为缺乏科学知识，又加之历代统治阶级有意识地以愚昧化人，故使整个社会笼罩在迷信的迷雾中，往往今日视为梦呓事，古人却乐此不疲。这种天真、幼稚、虚幻的臆念冲击到文坛，对武侠小说的产生有融化作用。这就是武侠小说产生的思想基础。以儒家为本或主体，不背于忠义，以道教、佛教为形或外壳，充斥着神秘怪异的色彩，这不仅是唐人武侠小说的基本特点，也是后世武侠小说之宗旨，就是在近现代武侠小说中，仍不能完全冲洗掉这历史的积淀。

    晚唐是我国武侠小说勃兴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武侠小说作家和作品，如蒋防《霍小玉传》、薛调《无双传》、段成式《僧侠》、薛用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