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之北，尽蕃戎之境，堙没者数十州”（《旧唐书·吐蕃传》）。从此，唐朝不仅在西域的力量大大削弱，甚至连关中安全也不能确保。“安史之乱”虽然平定，但社会并未安定，唐王朝中央力量日趋衰弱，不仅河北、山东等地列镇相望，就是唐王朝腹心之地，也不得不遍设节度使。

    此后中央与方镇、方镇之间的内战不息。据《新唐书》、《旧唐书》载，当时节度使权力很大，拥有政治、军事、经济等特权，完全不受中央管辖。像魏博田承嗣、幽州朱滔、淄青李师道、成德李宝臣、卢龙李怀仙、昭义薛嵩等，都大量占有土地，“不禀朝旨，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旧唐书·李宝臣传》），如同世袭的小朝廷。他们为了发展和保住自己的势力，都亲自掌握一支强悍的牙兵作（一作“衙兵”）为卫队，以防不测。据《旧唐书·罗弘信传》载：“魏之牙中军者，自至德中，田承嗣盗据相、魏、澶、博、卫、贝等六州，召募军中子弟，置之部下，遂以为号。”袁郊的武侠小说《红线》，即反映了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与昭义节度使薛嵩之间的明争暗斗。双方各蓄武士，或护卫，或行刺。田承嗣“募军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号外宅男，而厚恤养之。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这即史称之牙兵，而薛嵩家青衣红线竟在这严密的防线中从容而入，窃取田承嗣枕边金盒以为恫吓，这虽是小说，也真实地反映了方镇问斗争的历史情况。

    这些跋扈异常的节度使，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多与中央的朋党互相勾结，以致方镇之乱无法及时平息。再加上宦官弄权，政治混乱，经济萧条，民生凋敝，整个社会一片黑暗。这时中央和地方有权势者，多私蓄刺客，或谋杀政敌，或借以自卫，以刺客作为自己争权夺利的工具。

    暗杀之风远始于先秦，在唐代“天宝已前，多刺客报恩”（宋·王谠《唐语林》卷四）事。据《资治通鉴》卷二一五载，李林甫“自以多结怨，常虞刺客，出则步骑百余人为左右翼，金吾静街，前驱在数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则重关复壁，以石甃地，墙中置板，如防大敌。一夕屡移床，虽家人莫知其处”。李林甫这样的权相尚须如此防范，可以想象当时的刺客可能有着惊人的武功。但刺杀成风，还是以晚唐为盛，并且参与了政治生活、军国大事。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宰相武元衡主张讨伐淮、蔡等地，与方镇李师道、王承宗、吴元济“咎怨颇结”，大臣裴度因赞同武之主张，也同遭忌恨。于是李师道等人遣刺客杀武元衡于静安里，又刺伤裴度于通化里。在这两次京师暗杀行动中，李师道手下武士訾嘉珍、门察和中岳寺僧圆静是主犯，王承宗手下武士是从犯。圆静年过八十，“伟悍过人”，曾为史思明之骁将，会大硬气功。叛乱事泄被执后，官兵“巨力者奋鎚”，不能折其胫，“圆静骂曰：‘鼠子，折人脚犹不能，敢称健儿乎！’乃自置其足教折之。临刑乃曰：误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旧唐书·李正己传》）其凶悍武勇，俱足惊人。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宗室宰相李石因宦官仇士良嫉恨，在这年五月五日入早朝时，遣刺客从郭子仪宅中突然冲出围击李石，因刺客砍断了李石的马尾，马逸得还私第”（《旧唐书·李石传》）。魏博田承嗣诱薛嵩之子薛雄为乱，雄不愿从，“承嗣遣刺客盗杀之”（《旧唐书·薛嵩传》）元稹与裴度争相不和，元稹曾“欲结客王昭等刺度”，虽后来“鞫之无状”（《旧唐书》中《元稹传》、《李逢吉传》），恐未必全是捕风捉影之事。另外，据《新唐书》、《资治通鉴》及唐人苏鹗《杜阳杂编》、韦绚《戎幕闲谈》、宋人孙光宪《续道录》、王铚《默记》等书或明或晦所载，玄宗李隆基是被宦官李辅国遣刺客于夜间杀害的。代宗即位后，遂遣“盗入辅国第，杀辅国，携其首臂而去”。由此可知，刺客杀人之事不仅见于民间、官府、方镇，甚至也见于皇宫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