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十年代，徐志摩自海外归国后，在北平发起成立了著名的新月社。一时间，许多文化名流响应。其中有胡适、林语堂、丁西林等一大批人物，而沈性仁和林微因也是其中的活跃者。沈性仁与徐志摩共同翻译了《玛丽玛丽》等文学作品，这引起文化界广泛的注意，特别受到林徽因的赞赏。沈性仁先后共翻译作品17部，其中戏剧9部，小说3部，散文诗1部，非文学作品4部。1925年她翻译房龙的《人类的故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中国掀起了一股经久不衰的“房龙热”。直到近些年，房龙的作品仍旧是一些出版社的畅销书。著名作家曹聚仁就因读《人类的故事》而受益匪浅。也就在这一时期，沈性仁与胡适、朱自清、梁思成、金岳霖等文人学者，相识相交并成为要好的朋友。陶孟和，与沈性仁便是“客厅”中的主要座上宾。

    无疑，这是一段安逸的生活。陶孟和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期间,受韦伯教授夫妇和哈蒲浩士教授的影响很深。同时最喜欢肖伯纳和威尔斯这两位作家。他们都是费边社社员,在英国从事社会改良主义运动。

    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家陶孟和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们小民的希望》，文章中他向当权者提出了三个要求，尊重生命、尊重财产、尊重人格，这三个要求条件并不高，很容易做到，但在当时却很难实现，因此他希望“在最近的将来”能有一个这样的地方。

    《北京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为一篇旧文，是陶孟和先生“从事社会调查，应该先从乡村生活农民生活方面着手”这一宏愿的最早贯彻。1914—1915年，基督教“北京社会实进会”服务团，曾对北京各区人力车夫职业与生活的情形做了一些调查，陶先生受该会之托，将调查资料编写成报告。陶先生在文末说：“吾之撰此文，希望吾人尽其所能，多少改进为吾人交通上辛苦之同胞，俾其日有进步。”

    人力车夫，即竭其一己身体之力量，载运客人（极例外时亦载运货物）以为生活者也。今若将人力车夫与其他从事于较进步之运输业者相比较，则可见以下诸点：

    （一）人力车夫之劳动极费力且不经济，盖彼竭其全身体之力每次所运者不过一人。

    （二）人力车夫之工作不合卫生。盖其伛偻驰驱之态防阻胸部之发展。其急迫之呼吸，所吸又为通衢上污浊之尘芥，实有害于肺部之健康。而其身体终日着汗垢所渍之衣服，尤易染受各种疾病。

    （三）以其所费之体力与其所得之酬报相比较，则收入可渭极微。然吾人于讨论收入时有应注意者，即金钱之价值与生活之程度两方面是也。不恃机巧之劳动，即纯依筋肉力之劳动，无论在何处，所得之报酬皆为最低。

    （四）人力车夫之劳动殆完全用筋肉力，所需之智慧极低微。

    吾人若以马车或公用电车代人力车，则价廉而速度高，自社会之方面观之亦更为经济。吾人有轻便良善之运输法，如马车电车之类，而不能用，乃必使一般人终日绞血汗以从事不卫生不经济之人力车业，实社会之一大消耗也。设人力车业果能尽行废止，人力车夫皆能改操新式之运输业，则其工作较为简易，更可以其余之精力，从事于劳动以上简单物质生活以上之事业（如消遣、娱乐、文化之教育等），岂不善哉？故无论从个人或社会之立足点观之，人力车业之在现代实劳动力之大消耗也。

    更自消费者方面观察，人力车亦未尝可称为经济的运输器。今日北京每日乘人力车行四英里之路程，则所费与在伦敦、纽约或巴黎每日之车费大概相同，有时或且过之。如在柏林或纽约等都市，车费不论远近概行划一，伦敦与巴黎则常按路程之远近而定价，但无论其规定如何，一般人每月所需之车费亦不过中洋十元左右。吾昔在伦敦近郊居住时，距学校在八英里以上，所购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