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就是这样，没经过的事情，总想知道，我很想知道母亲在拘留所中的事情，但我知道，那是母亲躯体上的一处伤口，不问，随着时间推移，伤口会慢慢愈合，而问及，刚愈合了的伤口会被瞬间撕裂，我不忍看那血淋淋的伤口。因此，母亲在拘留所中的事情，我从来没有问过。我所知道母亲在拘留所中的事情，都是母亲有意无意中说出的。而当她说那些事情的时候，我总装作漫不经心若无其事的样子。

    和我母亲同一监室的，在张辛如之后，还有一个比我母亲大几岁的干瘪的老太太，据说是个“一贯道”，母亲对她讲述的不多，由此，我对她无甚过多印像。而剩下的另一个，虽然她既无高官背景，也无历史劣迹，是个普普通通的妇女，但后来发生的事，使我对她终生难忘，一直到现在。

    我母亲是先出狱的，她是后出狱的，她也是于我母亲之后进狱的，她进狱时，一只胳膊被人打折了，大便和女人的例假不能自理，都是我母亲来帮助她。也许是出于感恩，也许是她进了狱后由于世态炎凉，别人与她断绝了关系，她出狱后无亲可奔，她后来到我们家来了两次，她来我们家没有空手，拿了些小鱼、我母亲舍不得吃，挂在屋檐下，后来让猫给偷吃了。

    在那个年代，我们不敢上别人家去，我们也不希望别人到我们家来，特别是她这样的人，非亲非故，身上又有污点，我们深深怕她给我们家带来灾难。

    可是怕什么，偏偏它就来什么，她的到来，给我们家，带来了又一场灾难。

    一九七零年春天，我们家来了一个三十五六岁的女人，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她就是和我母亲同住一个监室的第三个狱友。

    这个女人干净、利落，说话嘎嘣溜脆，小女孩跟她妈妈一样性格，欢蹦乱跳，眉飞色舞，不知人间烦恼，在我家的所有亲戚中，从来没听母亲说过这么一位也从来没见过这么一位。

    我不知如何称谓，我愣愣的看着，母亲看出了我的内心，把我拽进了里头屋，告诉了我她的来历：“她为了报答我在拘留所里对她的照顾，她出来以后哪儿也没有去就看我来了。”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狱友、病友都是朋友，尤其是狱友，更是不寻常的朋友，我母亲对于她的到来自然会有短暂的欢喜，而我们全家人并无半点欢喜，她来了，我们全家的神精都绷了起来。

    当时的环境和政治气氛无法不让我们绷紧神精，我们哥俩虽然当时被解放了，但是我二妈和我妈还被当做四类分子管制着，早上出工要向毛主席请罪；晚上收工还要向毛主席请罪；每一礼拜要向治保委员会交一次思想汇报；每个月要出去做几天义务工；收工了，有时还要去义务劳动，来人要向治保委员会报户口。

    这个人不是我们家的亲戚，我们如何报这个户口呢

    如实汇报，和我母亲是同一监室的，治保委员会，会立刻来人，把来到我们家的这娘俩和我母亲立刻带走，那个横眉立目的治保主任，会立刻升堂，拍桌子瞪眼，审问所来之人到这里来的目的，要搞什么样的串联，要进行什么样的破坏活动。

    来的这个女人我全然不了解，而我母亲我是了解的，她只想把自己的孩子抚养长大，她不想招事，更不想惹事，和她能联系出什么绺儿来呢？

    来这里既没有别的目的，那么也就是出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知恩图报了。

    狱友，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不光彩的，而在那个时代更是非法的，这个女人怎么一点儿也不体惊我们的处境呢？她来了第一次，我们虽然对她没有过多的热情，但对她也没有冷淡，就由于我们家没有冷淡她，又导致她来了第二次、第三次。

    我们家每次来人都要到生产队治保委员那里去汇报，我们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