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哥哥是个识大体而顾大局的人，他一九六一年初中毕业，毕业前一直是三好学生，毕业之前也受过扎根农村一辈子，用自己的知识、文化，用自己的双手改变农村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教育，我说的话，他没有丝毫反驳，给了我五十五块钱。

    我又拉出了生产队的小毛驴儿，扣上了鞍子，在鞍子上放上笼驮，笼驮是没有盖儿的，为了回来驮小猪，我又找了两个荆条编的果筐盖，放在笼驮里。

    我这次去农场买猪是一九六七年的早春，砂石地被一冬的大风吹得干巴巴的，看不到绿色，荒原里，到处是裸露的大石头和小石头和枯瘦矮小的葛针，在这大石头、小石头和葛针之间，被一冬的大风梳理得顺顺溜溜的黄毛草，驯顺的低头弓腰趴在了地皮上。

    穿过这片砂石地，远远的看到了农场的大门，农场的大门比以前显眼得多了，原来农场并无真正的大门，现在，在马路旁农场的入口，用杆木和席扎了一个大门，左首斗大的字写着“努力学习‘十六条　’”；右首斗大的字写着“认真贯彻‘十六条’；横批是“坚决执行‘十六条’”，“十六条”是什么，当时并不知晓，只知道那是和文化大革命有关的东西。

    进了这个大门，又走了一段路，就到了农场的猪场了，现在的猪场饲养员，人没变，但是形像却变了，他们每个人胸前戴了一个黑布白字的牌牌，上面写着“资本家某某某”“小业主某某某”“右派分子某某某”“反革命分子某某某”……他们见了我，已不像从前那样热情，低头不语，默默的干着自己的活儿。

    我见他们不理我，知道了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处境造成的，也没有再去理他们，直接到办公室找领导，领导走出了办公室，告诉了那戴着黑牌的饲养员给我逮猪。

    五十五块要买两头猪，不能挑大的，挑大的，也许一个就值五十五块钱了，我告诉了饲养员我带的钱数和我要的猪数。

    我不喜欢看着让人替它揪心的陆川猪，也不喜欢宁乡猪，不喜欢的原因是它们都有那诺大的大肚子。

    我让饲养员给我挑了两个巴克夏和约克夏的杂交种，杂交种本不适宜做种猪，后代会分离，但再怎么分离，我相信，它也比我们现在养的猪要好出不知多少倍。

    喂猪的饲养员好眼力，我说五十五块钱要两头猪，他先抓了一个小猪崽子是三十斤，又抓了一个小猪崽子是二十斤，两个没超过五十五块钱。

    为了养好这两头猪，我费了许多心血哪，先是动员队长给这两头猪盖了两个新的猪舍，猪舍是大石头搁上黄土泥垒的，为了采光好，本应盖成南北长，东西窄的形式，但因地方的限制，盖成了南北不足三米、东西三米有余，整个猪舍也只有十平方米的样子，在这个十平方米的西北角，支起了根柱子，担上几根杆子，棚上点秫秸，抹上点黄土泥，就是新盖成的猪舍了。

    猪舍虽然简陋些，但队长终究还是给盖了猪舍，这使我把这两头猪养好，从而改变队里养猪的落后面貌产生了坚定的信心。

    按上说，从外地新引进的种猪，不能和原来饲养的猪同居，要隔开一百米以上，怕的是新引进的猪身上带着什么病菌，传染给原来饲养的猪。

    书上说的是对的，但是我的想法与书上的想法正好相反，我不相信新买来的猪身上携带着什么病，我担心的是自己猪身上的病会传染给新买来的猪。

    我们原来饲养的猪身上确实有很多病，虽然这些病，经过了我的调治，有了很大好转，但是根据当时的生长状况，让我无法不怀疑它们现在身上还携带着某种病。

    因为有的病是能够根治的，而有的病是不能够根治的，我最担心的是我们原来猪身上所携带的蛔虫病和气喘猪，传染给新买来的猪。

    原来我们猪场的猪，尽是骨瘦嶙峋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