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劳动局局长，置之于谷

    正纲之下。

    贺衷寒落到这个下场，固由于蒋介石的yīn狠猜忌，而戴笠的告密和倾陷，也更

    是其主要的祸由。1941年我自西北调回重庆，也因投闲置散，无所事事，与贺衷寒

    往还较多。记得有一次他邀我到他的李子坝住处吃腊狗腿，我在醉后大发牢骚，痛

    骂蒋介石昏暴。贺衷寒大约也有点醉了，竟也说出了他的真心话。他说：“你哪里

    知道，蒋先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你没有看到他的统驭术的绝顶高明。他一

    向抓得很紧的是军队、特务和财政这三个命根子。他这三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

    信的人替他看守；同时他又让这三种力量互相依赖互相牵制，而只听命于他一人。

    这三个方面的每一方面，又都各有三个鼎足并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牵制。军队

    方面是陈诚、汤恩伯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

    祥熙、宋子文和陈氏弟兄，他们之中谁也不敢有所挟持而无所顾忌。所有这些人，

    除了孔、宋是他的至威外，其余又都是浙江人，连宋子文的原籍也是浙江，可以说，

    都是他极亲信的人了。可是他对这些人都还有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难道这还能

    算是昏！

    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得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像复兴社这样

    的组织，他也只是一时利用一下子，等到他已被捧成了绝对的独裁领袖，当然就不

    再要这个组织了。因为他惟恐复兴社会发展到一旦难于驾驭的地步；尤其是这个组

    织的高级骨干又多数是湖南人，这也是他所难以放心的。他的运用和打算都是有极

    高明的权术的，你还骂他昏！可见你还是年轻不大晓事，你自己才是有点昏。“

    他的这个看法倒是正确的，可见他对蒋也正和蒋之对他一样，是看透了的。但

    是，尽管如此，贺衷寒在fǎn gòng反人民这个根本方向和维护反动统治阶级利益上，是

    与蒋完全一致的。正因为这样，蒋虽疑忌他，也还是用他；他虽怨恨蒋，也还是服

    从蒋。从他在蒋介石的整个法西斯运动和在复兴社这个组织中所起的极端反动作用

    来看，他实在是黄埔系和复兴社中首屈一指的尖端人物。

    邓文仪是一个“拥蒋狂”和“fǎn gòng狂”，狂到几乎难以令人理解、甚至连他自

    己也莫名其妙的地步。他对于拥蒋和fǎn gòng，一直都像发疯似的，老是狂喊狂叫、乱

    蹦乱跳，却又张口结舌，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的文章和讲演，都只是一大串语无

    lún次、乱七八糟的口号，简直使人无法懂得他到底是说的些什么。但是他无休无止

    的活动，乱冲乱撞的劲头，却是他的最大特点。他满口“需要即是真理，行动即是

    理论”，这两句话倒也的确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1927年“四一二”前，他从苏联

    回国，即与贺衷寒、萧赞育等向蒋介石提出fǎn gòng的主张，蒋因而派他到黄埔军校任

    人伍生部政治部主任。在“四一二”后的黄埔军校“清党”期间，他是“清党”的

    积极主谋者和执行者之一。其后他即任蒋的侍从秘书，一直到1934年，是非浙江籍

    的黄埔学生中侍从历时最久也最被亲信的一人。虽然蒋喜怒无常，时而挥之便去，

    又时而呼之使来，他却总是摇着尾巴，毫无怨色怨言，还老是厚颜无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