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向人说：

    “谁能离得开自己的领袖呢，在他身边是在他身边，不在他身边也还是在他身边，

    这便是所谓精忠的那个‘精’字；”因此蒋对他倒也不像对贺衷寒那样的有所疑忌，

    而对他亲信的程度几如对浙江籍的其他侍从一样。

    1930年他利用侍从秘书的地位，在黄埔学生中纠资创办了拔提书店，并亲自主

    持，专门发行蒋介石言论集和他自己所编的为蒋个人作宣传的什么“领袖言行”以

    及他与黄杰等所写的几本蒋介石传记之类的东西，此外便是什么（剿匪手册）、

    （剿匪主要文献）之类的fǎn gòng宣传品，大量向部队及一切有关机构强行推销，借以

    扩大蒋介石的个人影响和fǎn gòng宣传，并以之谋利敛财。这笔收人很不小，有一半人

    了他的私囊。同时他还收罗了留俄学生中一些中共叛党分子如王志文、王新衡等人，

    着手研究和准备进行fǎn gòng间谍组织，并由王新衡。陆梦衣译述了几本关于“格柏乌”、

    “切卡”之类的书，以耸动视听，并为其组织fǎn gòng间谍活动的借口。1932年初，他

    的献策和计划经蒋介石批准，于“南昌行营”、“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及

    “保安行营”分别设立以“调查科”或“第三科”名称出现的谍报机构，而以南昌

    行营的调查课为总机关。在各“剿共”部队及湘、鄂、赣、豫、皖等“剿共”省份

    的保安处，都分别派驻间谍股，进行fǎn gòng军事谍报和间谍活动，并在各“剿共”军

    事机关和部队驻在地进行搜捕共产党和镇压人民的特务活动，同时还对“剿共”部

    队的各级部队长进行侦察监视。这些特务机构的血腥罪恶活动，曾经给当时社会带

    来了极广泛的恐怖气氛。这是复兴社的又一特务机构，到了1934年邓文仪被撤免一

    切职务后，便归并统一于戴笠的特务处系统。1933年他还向蒋介石建议在南昌行营

    内设立一个设计委员会，罗致了一些留学德、日、美等国的博士硕士之类的文人政

    客为设计委员，协助策划进行“政治剿共”和“文化剿共”。这批人之中，不少是

    复兴社分子，也有后来参加复兴社的。他们企图逐步渗透到杨永泰和熊式辉把持的

    政治垄断圈里去，以扩大复兴社的势力和活动范围。可是杨、熊对这些人并不重视，

    其后这些设计委员也就被分别遣散了，但也有些人如蒋志澄、李九等凭借这种关

    系而在各省当了厅长。

    邓文仪虽然自己写不通一篇文章，也说不清任何一个什么道理，较之刘健群相

    去不可以道里计，可是他却居然以复兴社的戈培尔自许。他曾对我说：“我对特工

    到底是外行，太不行了，要做希姆莱只有雨农（戴笠的别号）才够格，我只有甘拜

    下风。但戈培尔是我们大家都可以作的，我们组织里就正少一个戈培尔。”因此，

    他不但到处找机会讲演，东扯西拉、长篇大论地写文章硬jiāo给复兴社的各种报刊发

    表，自己还印了不少小册子四处散发，又办书店、出版社、通讯社和报纸杂志，甚

    至居然主持文化学会而搞起文化运动来。1934年他被撤免一切公开职务后，随即被

    派任复兴社助理书记，到1936年又被派任书记长。在他任助理书记的期间，书记长

    虽屡经更换，而他这个助理书记，却一直在“勤慎从公”，成了组织的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