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全国。于是他

    就拿去搞起所谓“新生活运动”来了。但是我们仍然决定成立一个中国文化学会来

    搞我们自己的一套。经邓文仪、贺衷寒、吴寿彭和我及其他几个在南昌的复兴社高

    级骨干商讨决定，并征得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那些号称“专家学者”的人同意参加

    发起，便起草通过了缘起，筹备成立。虽然列名发起的几十人中知名之士很少，号

    召力太弱，但是我们决定先成立起来再说。成立会奉蒋介石为名誉会长，推邓文仪

    任理事长，我任书记长，并在南昌戴家巷14号把牌子挂了起来。首先第一件事，就

    是提出和宣传“我们的主张”。这个“主张”除了标榜“以三民主义为中国文化运

    动之最高原则，发扬中国固有文化，吸收各国进步文化，创设新中国文化”之外，

    还列举了十几条细目，但是它的中心内容在于“引起全国人民对于革命领袖及革命

    集团之绝对信仰与拥护”，“根据三民主义指斥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谬误，辟除

    阶级斗争与自由竞争之主张”。为了推动各省市成立二十会，大家认为上海最重要，

    如不能在上海打开一个局面，造成声势，将很难在全国各地吸弓！文化界人士参加，

    普遍展开运动，因此决定由我去上海会同刘炳黎等筹备成立上海分会。

    我于1934年2 月到上海，即与刘炳黎、孙伯赛、倪文亚等及复兴社上海市组织

    的负责人共同商讨进行，首先征得了上海市长吴铁城和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jiāo通

    大学校长黎照寰、国立商学院院长裴复恒等参加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设于环龙

    路76号），并通过全体筹备委员及文化教育界中原有复兴社分子，广泛展开征求会

    员的活动。不及一月，即征得约七八百人人会，其中半数以上为各大专学校学生，

    大学教授也约有百余人，余为中小学校长、教员、机关职员及少数作家和报刊编辑、

    记者，随即举行了成立大会，选出吴铁城等20余人为理事，组织理事会，并推吴铁

    城、刘炳黎、萧作霖为常务理事。这样，在上海的局面算是初步打开了。同时我即

    将《青年与战争》周刊移沪发行，《中国革命》周刊也迁沪由我负责主办；又将我

    与左曙萍合办、在南京出版的（流露》文艺月刊改为《中国文学》月刊移沪发行，

    撰稿人有赵景深、宗白华、段可情、高植、张天翼、徐仲年、陈梦家、庄心在、汪

    漫锋、王一心、陆印泉等，此外，还办了一个《文化情报》周刊。加上原在上海发

    行的《前途》月刊，我们共有五个刊物集中于上海。我们在上海展开了这样一个局

    面，对各地文化学会分会的筹备，就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首先杭州就紧接着成立

    了文化学会浙江分会。

    文化学会浙江分会成立后，组织了一个“文化前卫队”，这个组织还举行过宣

    誓典礼，请文化学会总会和上海分会分别派员去监誓和观礼。当即由我一人同时代

    表总会和上海分会前往参加。我买了一把剑、一把大刀带去，剑作为总会授予，刀

    则作为上海分会的赠礼，用意是以刀和剑象征铁和血和“文化前卫”的精神。宣誓

    典礼在一个广场举行，会场布置得很庄严。所谓“文化前卫队”的队员约有三四百

    人，都是浙江大学、之江大学、国立艺专学校的学生，还有部分中央航空学校与浙

    江警官学校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