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夏后开（启）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九鼎既成，迁于三国。”三国指夏c商c周。根据《左传》宣公三年（公元前606年）的记载，夏朝初年，令九州州牧贡铜，铸造九鼎，事先将全国各地山川奇异之物画成图形，然后分别刻于鼎身。九鼎铸成后，陈列于宫门之外，使人们一看便知道所去之处，有哪些鬼神精怪，以避凶就吉，据说此举深得上天的赞美，因而夏朝获得了天帝的保佑。九鼎一出世，就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其实，透过神话因素，就不难看出它的政治价值。再以九州之铜铸成九鼎，再以九鼎象征九州，无非是要表明自己乃九州之主，实现了天下一统。此后，九鼎便成了三代传国之宝。夏亡之后，鼎迁于商，商亡之后，鼎迁于周。周成王正式定鼎于郏（今河南洛阳境内），表明天命之所归。

    春秋时期，随着王室力量的衰落，强大的诸侯对九鼎便产生了觊觎之心。公元前606年，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在整饬内政，兴修水利，厉行改革，国富兵强的形势之下，兴兵攻击陆浑之戎，逼近雒邑的郊外，周定王被迫派人为他举行慰劳欢迎之礼，庄王“问鼎小大轻重”，表明了他有灭周的野心。从此，后人将争夺政权，称之为“问鼎”。

    《战国策》开篇东周策一《秦兴师临周求九鼎章》就记载了秦要侵略周夺取九鼎的故事。周人颜率有谋略，先鼓动齐国帮助驱秦，答应把九鼎给齐国，齐国来要，颜率便问齐王走哪条路，结果都不合适，还说九鼎九个，一个要用九万人，九九八十一万人方全能拉走，颜率又说：“今大王纵有其人，何途之从而出？臣窃为大王私忧之。”齐王曰：“子之数来者，犹无与耳。”颜率曰：“不敢欺大国，疾定所从出，弊邑迁鼎以待命。”齐王就不再提拉九鼎的事了。从这里看九鼎真够重的，不过一定有夸张，但从这个文献看，九鼎一定很重，还是九个。

    此后，关于九鼎的下落，史家众说纷坛，不一而足。

    司马迁在他撰著的《史记》一书中，对九鼎的记叙，就有出入，前后不一。如：在周c秦二“本纪”中说，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公元前255年），周赧王死，秦从雒邑掠九鼎人秦。但在《封禅书》中说：“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由后者分析，九鼎在秦灭周之前，即“宋之社亡”时，已经不见；那么，前者所述秦昭襄王五十二年，秦从雒邑掠九鼎归秦，岂不是自相矛盾，令人费解！司马迁之后，东汉的著名史学家班固，在其所著的《汉书》中，对九鼎之下落，采取兼收并蓄之法，收录了司马迁的上述两说，同时，又补充了一条史料，说是在周显王四十二年，即公元前327年，九鼎沉没在彭城（今江苏徐州）泗水之下。后来秦始皇南巡之时，派了几千人在泅水中进行打捞，毕竟是江水滔滔，无从觅处，只得徒劳而返。

    到了清代，九鼎之下落更加难以考察寻觅。后代史家只能随意加以揣测了。王先谦在《汉书补注？郊祀志》中认为：东周王室在衰落的过程中，已无力量保护自己。而战国时期各个实力雄厚的诸侯国，却虎视眈眈，力图统一中国，取周而代之。因此，象征王权和“天命所归”的九鼎，自然成为各诸侯必欲夺之的稀世国宝；加之此时周王室财政困难，入不敷出，于是销毁九鼎以铸铜钱，对外则诡称九鼎已不知去向，甚至说其中一鼎已东飞沉人泗水之中，免得诸侯国兴兵前来问鼎，自找麻烦，王光谦的说法虽似有理，但提不出任何一点史料加以证实，因此，是使人难以置信的。

    后世帝王亦曾屡次重铸九鼎，以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和宋徽宗崇宁三年两次最为有名。

    纵观中国历代史籍，关于九鼎下落的材料虽多，但往往自相矛盾，提不出充分可靠的依据，不禁让人产生疑问：在地下埋藏的古物中，九鼎今天究竟是否还存在？在历史上，根据历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