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连20先令也不肯缴的汉普登，也不是强迫约翰王在《大宪章》上签字的英国贵族。佐仓宗五郎这些日本农民，只是觉得租税太重，而不是认为租税没有经过他们或他们的代表同意。他们只是希望减轻自己承受不起的租税，不是争取租税必须经过他们或他们的代表同意的权利。

    “尽快jiāo纳租税乃是国民的本分”

    《劝学篇》是一本让福泽谕吉名满日本的小册子。在1873年出版的《劝学篇》第七篇里，福泽谕吉说，“就主人的身分来说，全国人民不能人人执政”，因此“设立政府，委以国政，代表人民办理一切事务”。接着，他进一步推论，“人民既然是一国的主人，那么负担保卫国家的一切费用就是应尽的职责，在缴纳的时候，决不应稍露不满之色。要知道为了保卫国家，即须发给官吏薪俸，还不能不支付海陆军费及法院和地方官的经费。总算起来，数目似乎很大，按照全国人口平均计算，每人只出一二日元。一年间一人只出一二日元，却受到政府的保护，晚上不怕盗贼，单身旅行不怕抢劫，得以安然度日，岂不是大为上算吗？世间尽管有合算的买卖，可是再没比纳税给政府而受保护的事更便宜的。……合乎道理而又上算的钱，就该毫不迟疑地付出才是。”

    在福泽谕吉这样的人一厢情愿地强调人民应该乐于缴税的时候，当权者却在谋划如何保证人民只能做掏钱却不管钱的工具。

    1876年9月，元老院奉命开始起草宪法。可是，元老院的国宪案最后遭到了否定。原因就像岩仓具视说的那样：“元老院所上奏的宪法草案第8编第2条中规定，若没有得到法律的许可不得征收租税。这显然是把征税权全部让给了国会。照此规定，若议会对政府的征税法案有意见，人民就可免去jiāo税的义务，这样国库就断绝了支出的来源。将赋税的全权赋予国会，就犹如老虎负隅，左右内阁，指使王命，谁人敢加以阻止？这是激进政论家十分满足的地方。”

    宪法是要立，但不能立无代议士不jiāo税，无国会立法不jiāo税那样的限权宪法。

    1881年，明治天皇发布预备立宪的诏敕。这意味着，在1890年立宪之前，国民还没有参政权，却都有着真真切切的纳税义务。为了缓解矛盾冲突，福泽谕吉起劲地吆喝起了官民调和。1882年，他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东洋政略究竟如何》，先是讲了一通忧国的大道理，说“我们日本的东洋政略最终不能不依赖于兵力，扩军备战不可没有资本；其资本的出处在于国民”云云。既然如此，谁不老老实实缴税，岂不就有国家的祸害民族的罪人之嫌？在福泽谕吉看来，虽然从道理上有“参政权与纳税义务jiāo易之说”，但是直到1889年，“无法行使参政权”，那总不能人民不缴税而国家不扩军备战了吧？一番推论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人民……只好等待八年。尽快jiāo纳租税乃是国民的本分”。他进而建议，到1890年之前，应坚决实行增税政策。

    那等上八年又如何呢？

    在人们千呼万唤开国会，尚需慢慢等待开国会的时候，地方议会先后开设了起来。1878年7月，制定了《郡区町村编成法》《府县会规则》和《地方税规则》。从1879年到1881年，相继在41个府县成立了府会或县会。当时，正赶上田赋改革的扫尾阶段。府县会设立的宗旨，就是便于“征收民费”。

    1878年5月，政府委员在元老院所作的说明里，就为什么要设立府县会，讲了三条主要原因，其中直接与税有关的有两条。其一是，设置府县以来，因为民费征收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老是引起民间的物议。之所以产生物议，不一定就是由于府知事、县令的专断暴行或区长、户长的滥用和浪费。根子在于没有明确的法律，所以老百姓常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