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厨师头也不抬：“你自己舀去。”

    首长见我端来一大碗清油，拎一捆葱，问我：“小李，哪里弄来这么多油和葱？”

    “从大灶拿的。”

    “那还行！快给人家送回去！”

    “不送！是他们给的，又不是偷来的！”

    “人家怎么给你呢？”

    “我说，我的首长不得劲儿，想喝碗葱油汤。他们让我自己舀，那我还不多舀点！”

    “小李呀，你这孩子真会办事。我想着，我把大家的油和葱都吃了，不好呢，对不起同志们。”黄祖炎神情愧疚。

    我说：“大灶里，油啊葱啊多着呢。”

    黄祖炎叮嘱我：“小李，以后要一点点盐就得啦！”

    过了一些日子，边区政府的大灶从街上的饭馆里请了一位师傅，给我们zhà油条，早饭油条放开肚皮吃，我吃饱了，又用筷子串了两筷子油条带回家。

    黄祖炎见了说：“小李，你不是没有钱了吗？”

    我说：“不是，我们大灶上，今早吃油条，管够！”

    “哪里来的这么多油呀？”

    “老乡要用我们的大马车，管理科派大车去了，回来时老乡送了几桶油和两只羊。”

    “你拿回了这么多油条，多不好呀！上次我批评你拿大灶的葱和油，你怎么不记得呀？！”

    我不听话：“再吃这，我还拿，你不吃，给玉英和小娃儿吃！”

    首长发火了：“今后这事不许干啦！占公家便宜的事不能干，你再犯了，我不要你了，让你走！”

    我见首长真发火了，不敢吭声了。

    与guó mín dǎng占领区通邮(1)

    1937年，青黄不接之际，红军供给部全力征集粮食，仍难于满足延安的干部和学生的需求。中央机关的大灶，天天蒸煮黑豆，一日三顿，一人一碗黑糊糊的黑豆。首长们天天开会，讨论解决粮食问题，组织干部下乡，动员陕北乡亲供献粮食。我听黄祖炎对老乡说：“打日本也不能饿肚子呀，红军也要吃粮食。你们若有剩余的小米、高粱、洋芋、麦子卖给我们一些，好不好？”

    黑豆是上好的牲畜饲料。我吃了一个月的黑豆，拉不了大便，腹涨难忍，躺在床上。黄祖炎见我痛苦的样子，更加着急，说：“这样下去人可受不了！给家里写封信吧！”他通过延安的国民政府的中华邮政局寄了一封求救信。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的中华邮局一直在延安开展正常业务。一天，首长回到家里，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信和邮局包裹单，说家里来信了，寄东西来了。

    邮局的包裹单是一张十六开的纸片，半面印着绿色，中间印着三指宽的红色，另一半是纸的本色。

    黄祖炎问：“你知道不知道邮局在哪儿？”

    我说：“那谁不知道。”

    首长不相信：“你怎么会知道呢？”

    “好嘛，我整天抱着小娃儿满城跑，看见南大街上有一个小木牌，写着‘延安邮局’。”我忽然意识到说走嘴了，马上不说了。

    首长用手指点我的脑门：“‘小鬼头’……邮局是干什么的？你晓不晓得？”

    黄祖炎笑着给我讲：“邮局把个人的、机关单位的信件集中起来，再看看每个邮件的目的地，通过全国的邮局，把这个邮件按城市、按街道门牌和姓名，送到收信人的家里。像大后方的重庆成都的人，因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主席很有名气，大后方的那个人就可以给他写信，通过邮局的传递，林老就收到这个人的信，看他有什么要求，再给他回信。在国际上，与我们最好的国家，苏联的著名人士，或者其他国家，他们要给我们延安的外国人寄信，从外国邮局转到中国邮局，再转送到我们延安邮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