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我去拜访了他，而且我们还做了几次长时间的谈话。他承认“犯了错误”，但是他从未说过希特勒的坏话。阿克斯曼于1996年逝世。

    后记(1)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所发生的一切是世界史上所犯下的最大、最邪恶的谋杀。我在上帝和这个国家面前是有罪的，我指引过许多年轻人追随希特勒，并认为他们是无可指责的，但最后他们成了杀害几百万人的刽子手。

    巴尔杜冯席腊赫

    这就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前任领袖巴尔杜冯席腊赫所说的话。他曾在1946年5月24日到纽lún堡法庭出席作证。那一天正是我刚过完18岁生日的第二天，我刚刚成年，而且我也开始知道我的童年是如何失去的。巴尔杜冯席腊赫是我在战后开始钦佩的人。正是巴尔杜冯席腊赫在战前鼓励我去写诗，正是他在纽lún堡法庭上的证言把我引到了和平主义的道路上。在一个天主教的大学教授的帮助下，我开始探究德国在战争刚刚结束后那段时间里的真相。

    阿克斯曼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方面回过头来看。他从未放弃对希特勒的崇拜，我拜访过他两次，而且我们也通了几次信并在电话中也jiāo谈过几次。在他所愿意对我讲的事情中，我感到他对我是真诚的，然而，他总是为自己仍然保持对元首的忠诚而感到骄傲。我完全赞同忠诚，但是忠诚也必须有它的道德规范！促使我寻找非攻击xìng的解决方案并使仇恨永远消除的，是巴尔杜冯席腊赫的认罪，不是亚瑟阿克斯曼的忠诚表现。

    当苏联军医签署了我的释放令以后，他们禁止我到苏军的占领区。这之后不久，我决定尽力而且成功地越过了穆尔德河到达了美军占领区。由于背着一个很重的背包涉水，我的瘫痪症又复发了。幸运的是一个边境巡逻队救了我，而且把我带到了收容中心的一个医疗机构，在那儿一个美国情报部门的官员审问了我。在那个地方我也看到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布亨瓦尔德和贝尔根-贝尔森解放后命令制作的纪录影片。

    我被极大地震动了，我一开始不能相信我见到的一切。一位德国老兵在我耳边私语：“矫揉造作。”其他人也耸肩表示对它的蔑视，也把它当作宣传活动，但是我并不那么看它。那儿有许多的骨架和尸体仍在被搬动，这不可能是在演戏，有这么多有骨有ròu的尸体。我知道它是真的，而且其他人也有这么认为的。一个受伤的德国士兵向我讲出了心里话：“这是真实的，这就是在集中营里发生的事。”

    审问我的那个军官还给我看了照片，这些照片是对毁灭和死亡的可怕描绘。他的审问是在我不能平稳地站起来以前进行的。在我第一次患瘫痪症时，我曾经想过去死。现在我想要把自己化为乌有，因为这些纪录片所体现出的方式使我觉得我也参加了希特勒我曾经信仰并为之服务的元首所犯下的这些十恶不赦的罪行。它在心理上影响了我，我有三天三夜不能吃不能睡。

    后来我发现我对发生的这些事情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但是就当时的我而言，我服从并执行我被教授的一切就是我的义务，我们应该盲目地对元首忠诚。我要这样持续多久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我被这个集体犯罪的概念折磨了好多年，最后我决定我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我自己的责任。不过，我开始有了这个结论，假如希特勒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话，我很有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个罪犯。

    因为在1945年时我比较年轻，所以被免于起诉，我甚至没被带到过裁定室。裁定室是联合盟军的一个发明，是为了确定纳粹共犯是否有罪，如果有就会受到惩罚。虽然我的父亲否认他过去做过党卫军的历史，他一直认为那么做是一件“聪明的”事情，我记得他告诉过我他以保守了自己做过党卫军这个秘密引以为荣。他曾为国家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