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医生非常聪明，对身边的每个人都很体贴关照，同样，她也狂热地崇拜着希特勒，随时愿意为希特勒和纳粹献身。

    在恺撒大道的病房中，还有几个年轻的女孩担任格特鲁德医生的帮手，她们同她一样，都是德国少女军团的成员。有几个女孩看起来只有14岁左右，她们都穿着统一的制服，格特鲁德医生也不例外，这让她看上去年轻了许多。在希特勒统治的最后几天里，有3个女孩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雷娜特（Renate）是格特鲁德医生的助手，与她形影不离。从医学院毕业后，她就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成为真正的医生，虽然她还是个小孩子，却常常装得像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看到新来的伤兵她就会情绪激动：“那些人都对你做了什么？”然后就会无奈地摇摇头。对于那些重伤患者，她会轻轻地把手放到他们的额头上，温柔地抚摸着他们的脸颊。她也会紧握住那些死者的手，暗自伤心流泪。

    来自不来梅的谷德lún（Gudrun）具备出色的医护能力，是一个严肃谨慎的人。最后一位就是洛特（Lotte），我想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她。另外还有几个女孩，都是刚刚度过童年时期的孩子，却被该死的战争无情地卷到这地狱般的地窖中来。

    尽管灾难即将降临到这个城市，阿克斯曼依然保持着对纪律的高度服从。在前一天晚上他问我是否会骑摩托车，我说会，我向来对自己的驾驶技术非常有信心。但他显然忘了问我是否有驾驶执照，等到周六晚上他发现我没有执照时，立刻陷入了深深的失望中。他不会去做“违法的事”，于是他告诉我准备为我另找一个司机。我想他一定是发疯了，因为当时的人力资源严重不足，另找一人谈何容易。难道阿克斯曼认为在子弹zhàyào横飞的大街上还会有警察把我拦下检查执照不成？不过最后，我还是很为这个决定感到高兴，因为我和那个司机成了很好的伙伴。我想没有他的帮助，单凭我一人之力是绝对不可能完成这次任务的。直到今天我还时常想起他，想起那位消失在柏林废墟中的同伴。

    这位同伴的名字叫哈尼斯，典型的柏林人，没有什么幽默感。他也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忠实成员，没有经历过战争，但却是一个出色的司机。在接下去的一周中，我们要避开层层关卡、路障和街垒，将信息传递到柏林的每一个角落。虽然这是一件极其危险的工作，但每每坐上哈尼斯的摩托车飞奔时，我总会产生一种陶醉的快感，一股强烈的刺激和兴奋。我告诉他我曾在战场上受了伤，由于现场没有麻醉yào，年轻的医护兵就把我的皮带塞进我嘴里，让我“咬住这块皮！”然后直接取出了我身上的榴弹片。后来，“咬住这块皮！”就成了我们在遇到困境时相互鼓励的话。我们还常常这样说：“来吧，让我们一起挺过去。”

    还记得第一次接受送信任务的那天早上，我们被告知要和卡尔库茨克的部队取得联系。这可把我高兴坏了，因为那里有我以前的同伴，我们终于有机会可以重逢了。当时，他们负责驻守一条通往柏林东部的jiāo通要道，那条路位于雅各布斯多夫与彼得斯多夫之间，战略位置相当重要，苏联军队正在对其进行猛烈攻击。我盼望着早日能和库茨克团聚。这支部队是希特勒青年团的骄傲，凭借顽强英勇的战斗表现，他们被树立为学习的榜样。阿克斯曼告诉我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库茨克都不能撤退，“我们不会让元首失望的”，他说道。

    当然，我并不知道同苏联军队相比，当时我们的实力是多么的虚弱。希特勒的狂妄至极让他不能容忍任何失败，对于失败的第一反应就是叱责指挥官的懦弱无能，甚至视他们为叛徒，却丝毫无视国内缺兵少将、弹尽粮绝的现状。不过，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库茨克的部队竟然还幻想着蓄势以待，后发制人以卷土重来。

    哈尼斯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