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等。此后，逃亡人数有增无减。嘉靖8年，桂萼上天下兵籍，仅97万。至胡松考舆地，又止845，480而已。而天下卫所军士的总额，估计在300余万。

    有鉴于此，从宣德时期起，明廷每年派出清军御史，分道清理逃军。各卫所也纷纷派人到逃亡军士的原籍勾丁。终明之世，卫所制不废，清勾亦始终举行，但依然是没有用的。很多军士逃走后，在外娶妻生子，住成家业，通同军户，不再返回。

    卫所越发军备废弛，“建炎元年知县事绍兴。初建剑盗蜂起，正练兵屯守弓手余招酗酒，曜马入队，队长不能止，正即斩狗部下”。

    卫所制的废弛，使军队的战斗力明显下降，甚至难以承担其正常的军事职能。明代军队的建置，在京城及边地安置了大量军队，尤以京军人数众多，装备精良，以期起到居重驭轻的作用，京军的情况便很有代表性。

    京营军士78卫，人数不下30万。皇城周围又设置50余卫，军士20余万。京军在全国军事防卫中地位举足轻重。在当时江南军士多用于漕运，江北军士多作为班军，进京操备，致使腹里卫所城池空虚，遇警则力不能支，只能倚靠京军的支援。边军人数虽多，但分路把守，势分力单，一旦有警，亦需京军支持。

    京军的居重驭轻的地位并没有保持多久，土木之变，明英宗率50万京军出征，几乎全军覆没。正德时，刘六、刘七起义，威胁京城，京军已无能为力，不得不调边兵入援。到嘉靖时，卫所军出现了一碰即溃的局面，而只能募兵征战了。

    京军已因不习战阵，恐伤国威而不轻易派遣了。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卫所制，地位上其实在处于一种下降的趋势。

    对卫所制实存的弊端，当时的很多有识之士也有了认识。但扭转这种境况的策略却不甚得力。京营从于谦把三大营变为十团营，此后营制纷更不定，而京营状况并未有多大改善。但在对卫所的被动调整和变革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如提高将领权力的做法和改银召募的尝试，这些变革多少触及了卫所制的实质性问题。

    明太祖分府设将，明成祖分营统兵，以避免历代强臣握权重兵的隐患。京营制度的改革，也表明了明代试图调整卫所制下兵士终身服役所造成的老弱疲羸充斥行伍的状况。从三大营变为十团营以后，精锐士卒被编入团营，老弱不堪者归本营，称老家，专供役使。但老家制度仅行于京营，这就使卫所的状况不能得到根本改善。

    改银召募的办法，更是大胆地突破了卫所制的世袭传统。这在班军中，表现得最为典型。

    班军之设，始于永乐。承平日久，班军渐渐被用于兴作，操练日减乃至全废。正德以后班军作役已成为普遍现象。军卒因畏惧劳作而愆期不至。虽严定罚例，仍不能禁止。班军将领又畏惧因士卒失期逃亡而被治罪，便私自募人代役。

    京操班军由于地处京师，土木之役较多，权贵及有司俱以班军作役为利，所以改银召募之议难以顺利实行，况且16万班军尽数撤还，京师也未免空虚无靠。边班官军则相对灵活些。

    永乐年间命内地军轮番戍边，称边班。戍边班军虽不像京班官军全部用于输作，但由于戍地遥远，又多寒苦，更代也多不及时，逃亡现象也很严重，故多用召募的方法。召募的士兵，无论在人身自由、薪俸还是服役时间上待遇都比卫所军士要好，这也使得卫所内部出现了外走倾向，卫所制也由此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另外，明朝设五军都督府来统率全国的司、卫、所。

    但是其中的任何一个都督或都督府都无权调兵。五军都护府与兵部是相互制约的，兵部又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都护府有统兵之权而无处兵之令。有军事行动时，要等兵部下令才能遣将调兵，这样虽然可以防止大权旁落，但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