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疲及强所不能堪耳。"AG道教医yào学家与一般医家不同还在于他们博医通yào。这既避免了"医不识yào"、"yào不通医"的弊病，而且从理论和实践上推动了本草学的发展。

    在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中，即有关于yào物和方剂的记载。可见当时已广泛应用植物、动物两类yào物，且十分重视单味yào或配伍使用的疗效高低。配伍后和合而立愈者，"名为立愈方；一日而愈者，名为一日愈方；二日而治愈者，名为二日方；三日而治愈者，名为三日方"。AH东晋葛洪除在《肘后备急方》中总结了当时一些特效yào的应用外，特别强调要重视若干同名异物的yào草，以免误用或中dú。认为"唯精博者能分别之，不可不详也"。AI齐梁道士陶弘景在本草学上的贡献更为突出。他将汉魏以来名医在《神农本草经》中的增益部分，整理为《名医别录》，这是继《神农本草经》后又一部本草学重要文献。更为重要的是，他针对《神农本草经》"三品混糅……草石不分，虫兽无辨"AJ的情况，以《神农本草经》三品的三百六十五种yào物为主，加上《名医别录》副品三百六十五种，辑成《本草集注》七卷。

    当《本草经》失传后，《集注》就成为保存古代《本草经》的重要传世文献，而为明、清学者重辑《神农本草经》创造了条件。

    唐代孙思邈的本草学造诣更深。他在《千金要方》中明确指出："方yào本草，不可不学。"AK他以"古之善为医者，皆自采yào"自勉，一生坚持自种、自采、自己pào制的原则，从而获得十分可贵的实践经验：yào物采集过早，则yào势未成，采集过晚则yàoxìng已过，故十分重视适时采yào。《千金翼方》为首三卷，专论本草，涉及九百多种yào物的入yào部分、采集时节、同物异名以及yīn干、曝干诸方面。他还从考察yàoxìng出发，根据《神农本草经》中yào物的七情和合原则，总结了近二百种常用yào物的相使相畏、相须相恶、相反相杀的yàoxìng关系，供后世处方参考。他的用yào范围，比《神农本草经》多一百四十余种，与唐代颁布的国家yào典《唐本草》正经（二十卷）相比，还多二十多种。故为后世尊为"yào王"。

    此外，历代道教医yào家还注意金石yào的应用。无论是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还是陶弘景的《肘后百一方》、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都有不少的记载。

    重视医德是道教医学的优良传统。《太平经》曾强调治病用yào为"救死命之术，不可易，事不可不详审也"，必须"慎之慎之"。LB葛洪身体力行，认为"人能救之者，必不为之吝劳辱而惮卑辞也。必获生生之功也"。LC他精心选用民间验方、秘方和偏方，以求"必可以救人于死者"。在他所处的时代，巫风盛行。他一再批判那些妄说祸祟、专以祭祷问卜为业的巫、祝小人，讥刺一些不修疗病之术的平庸道士。陶弘景也广泛收集民间良方，并将其分为"累世传良"、"博闻有验"和"自用得力"三大类，分别陈述其来历、用法和疗效。这既体现了他在医疗活动中的高度责任心，也是他的崇高医德的表现。

    孙思邈是重视医德的一代典范。他在《千金要方》中一开始就以"大医习业"、"大医精诚"为题，系统论述了医家必须具有的医德规范。告诫为医者必须"博及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道医道已了"。LD他强调医家必须"志在救济"，对病人要有高度责任心："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yù无求，光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LE对前来求医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LF临床诊断时，强调精神专一，周密思考，不得轻率从事。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