戡乱战争中，也可以说我军根本没有「时、空」观念，正如旧式小说一样，不问两地相距多远，人人均可成为孙悟空，说到就到；因此不问两军相距多远，均凭直觉，以两军行「南、北，」对进，或行「东、西」对进，以行夹击匪军，此即当时「一得之喜」的外线作战，其结果不是遭匪各个击破，就是在我军尚未完成合击之势以前，匪军早就溜之一空。例如民国三十五年六月晋南会战，以第一战区整编第一军(辖整编第一、第二十七、第三十、第九十师)由运城附近，及第二战区第三十四军和暂编三十九师由临汾附近，沿同蒲路附近地区，行南北对进，夹击晋南陈赓匪军，运城距临汾达一百二十公里以上之空间，结果陈赓匪军先各个击破临汾附近我第二战区部队，我残部北退至灵石附近地区，继则陈赓匪军复转兵南进，於临汾以东之官雀村各个击破我第一战区正北进之整编第一旅，该旅由第一师整编，为国民革命军建军初成立之第一个师。又民国三十五年九月张垣会战，以第十一战区之部队於北平附近，第十二战区部队於集宁附近，沿平绥路附近地区行「东、西」对进，夹击华北聂荣臻匪军，北平距离宁远达四百公里以上，幸我第十二战区傅作义之大骑兵集团行动迅速，我第十一战区部队於怀来附近未遭匪军各个击破，但在我尚未完成合击之势以前，匪军早已溜之一空，仅收复张垣之空城。又民国三十六年二月鲁中莱芜、吐丝口之役，我以欧震兵团於陇海路附近，李仙洲兵团於胶济路附近，行「南、北」对进夹击鲁中陈毅匪军，陇海路至胶济路间之直线距离在二百六十公里以上，且其忌蛐有难以克服之沂蒙山区，而该两兵团在战场上又无统一指挥，南方欧震兵团前进至临沂附近即停止前进，祗剩北方李仙洲兵团向南独进，该兵团进抵莱芜、吐丝口附近，遭陈毅匪军包围彻底歼灭。辽南会战仍沿用以往之惯例，以廖耀湘兵团於沈阳附近、侯镜如兵团於锦西附近，沿北宁路附近行「南、北」对进夹击林彪匪军，沈阳距锦西远达三百公里，其间关山阻隔，匪情阻碍，且战场又然统一指挥，南、北两兵团行动陷於鼓响锣不响，此外线作战乃不卜而知，断无成功之可能，结果锦州城陷兵亡，廖耀湘兵团复遭匪各个击破。於作战中不仅失败之方法不可再用，即成功之方法亦不宜再用，惟我惯於沿用迭经失败之方法，夫复何言。外线作战除前述之「时、空」等因素外，且沿一条主要jiāo通线行「南、北」或「东、西」对进，对敌亦根本未能构成合围之势，匪军作战是「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就是成功，亦仅是将匪军赶走而已，即匪军一见不能打之状况，早就溜之一空。

    直接路线与间接路线：所谓直接路线和间接路线，最简明的说注，就是前进路线或接近路线，系采直线和曲线之分，根科学「两点间最短之距离为直线」，凭直觉也是直线为最捷近，但所谓「科学」和「直觉」，乃为无敌情、地形等因素存在，直线和曲线若加减敌情、地形等因素後，其实将突为之一变，孙子说：「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於无人之地也。」，又说：「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後人发，先人至。」，故在作战中必须「知天、知地、知彼、知己」，始可称已进入状况，进入状况後所下定之决心和采取之行动，始不致有误。戡乱战争，我军惯於采取直接路线，攻击亦采正面攻击或为平推战术，此因於战争之前期唯力是视，轻视匪军，至战争後期又成为畏惧匪军，而不敢放胆包围迂回，此乃孙子所说：「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无勇气打开此难关；匪军亦摸清我军行动规律，故无论阻扰打点、围点打援、後退包围、伏击等等，无不十拿九稳，以本会战为例，匪军占领塔山、高桥大纵深阵地，必可阻止我侯镜如兵团之北进，祗要死守黑山亘大虎山之大纵深阵地，其余地区部不置一兵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