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三国，按照史书的可靠性c实用性，当以陈笀的《三国志》为本。为什么呢？第一，因为陈笀完成《三国志》这部著作的时间距离西晋统一中国只有五年。第二点呢，陈笀这个人治学非常严谨，他收集来的材料但凡是他觉得可疑的，他宁肯不用，留下来的应该说是基本可靠。但是正是因为陈笀有这样一个特点，所以《三国志》这本书非常地简略，不是太好看。所以过了130年，南北朝时期，南朝宋的尚书祠部郎裴松之为《三国志》做了注。一般人为古书做注主要是进行一些解释，比方说名词解释c动词解释c时代背景介绍，怕你看不懂，做一个注。裴松之的注不一样，裴松之把陈笀弃而不用的材料，以及陈笀写《三国志》所看不到的材料有选择地补充了进去。补充的时候裴松之也做了一个甄别工作，就是他认为不可靠的材料，他会在后面加以说明，就是我认为这个东西是靠不住的，我认为这个时不可能的，理由是什么什么什么。那么如果几个材料是矛盾的，裴松之就采取并存的方式，罗列在这里，让后来的读者自己去甄别。所以裴松之的注也是比较可靠的。其次，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本编年体通史，记述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二个年头的历史。全书共计二百九十四卷，另三十卷，《考异》三十卷。这部书选材广泛，除了有依据的正史外，还采用了野史杂书三百二十多种，而且对史料的取舍非常严格，力求真实。这部书所记述的内容也的确比较详实可信，历来为历史学家所推崇。而且《通鉴》记事简明扼要，文笔生动流畅，质朴精练，不仅可以作为史学著作阅读，有些篇章也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资治通鉴》书名的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是由宋神宗亲自赐名的，因为宋神宗看完司马光起先呈上的《通志》后，觉得它比其他的史书更便于阅读，也易于借鉴，就亲赐此名，还给予继续编写此书之方便，司马光当然高兴啊，回去后废寝忘食日夜编写，终于在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完稿，共历十九载。但我看了《资治通鉴》后，有个感觉，就是《资治通鉴》太详细，详细到让人感觉不真实，感觉在看小说而不是史书。而且因为《资治通鉴》所借鉴古书太多，其中难免有所错漏，它的成书时间距三国时又有百年，而且写这么详细就难免有所出入。所以它的可靠性自然要比《三国志》差，但实用性却比之高多了（袁腾飞就说过他把《资治通鉴》当工具书用。说实话，司马光这砸缸的保守派确实是强）。

    再次,是南朝刘宋时范晔所编撰的《后汉书》。《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二十四史”之一。《后汉书》是继《史记》c《汉书》之后又一部私人撰写的重要史籍。与《史记》c《汉书》c《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后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讫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6年的史事。所以它记叙的是曹丕篡汉前的历史，并不涉及整个三国史，故而我把它排在《三国志》与《资治通鉴》之后。

    然后，是西晋时荆州刺史桓温（北伐的那个）的别驾——习焀齿所著的《汉晋春秋》。照理说习焀齿是西晋时人，他的《汉晋春秋》虽然比《三国志》成书晚，但比《资治通鉴》那可是要早很多年了，那《汉晋春秋》的可靠性肯定要比《资治通鉴》高，但我为什么把它排后面呢，那时因为：第一点，习焀齿之所以写《汉晋春秋》主要是因为当时荆州刺史桓温企图称帝，习焀齿就通过《汉晋春秋》来制衡桓温的野心（以史为鉴）。所以为了制衡桓温，《汉晋春秋》就以被后世大儒们所公认的蜀汉为正统来写，自然里面说教的成分增多，可靠性就下降了。第二点，习焀齿是诸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