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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食尾子中抽出少数的金钱,来暂时津贴

    他。

    máo zé dōng也曾说过要是使边区政府成为国民政府下的一个模范单位,它的设施须作为许多

    敌后游击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指南,但他并不了解政府机能的范围和内容,实际上只想使

    边区政府能在某些方面装点门面(这也许是毛氏不能很好统治一个国家的基本原因之一)。毛

    泽东等中共要人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错误观点,大别之为下列各点:一、他们忽略了许多历

    史教训乃至列宁的遗训,不将政府机构看作最重要的和最有效能的工具,或者换句话说,只

    有夺取政权的抱负,没有好好运用政府机能的知识。二、他们太重视党的权力,而又不了解

    党与政府的正确关系,因而党部对政府工作干涉太多。三、由于革命实行中养成了许多粗糙

    的革命观念、游击思想、不合理的平等观念等,无法深刻认识法律和制度等的重要xìng。

    当时边区政府的改组可不容缓,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都无法澄清,在十分草率的情形下,

    组成了新的阵容。九月中旬在中共中央认可下,边区政府实行改组:张国焘任主席,陕北老

    干部潘自力任秘书长,马明芳(陕北老干部)任民政厅长,曹菊如任财政厅长,刘志丹之弟

    刘景范任建设厅长,新由guó mín dǎng区域来的文艺作家周扬任教育厅长。从这名单中,人们可以

    看出陕北色彩加重了,编制则大体仿效国民政府的法规。

    改组后的边区政府立即召集一次限制县长会议,所有陕北二十二个县长都参加了。当时

    我和我的同僚们,都很注意研究当地实况,但结果一切都茫茫然。原来陕北只存在一些游击

    区域,máo zé dōng等到陕北以后,也只挂起了一块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招牌,为了解决军队的

    供应,一切现炒现卖。因此这个素来不平静的区域,从guó mín dǎng到中央,历来都是一团糟。没

    有人口统计,甚至谁也不知道较真实的人口概数;从政府工作的各方面去看,都找不出一些

    可靠的成规。因此我们只有缩小范围,研究一下陕北老百姓的负担。以前收税的方法极不一

    致,征收、捐献都有,贡献劳力的如替军人家属代耕等等也不少。总计起来,一个老百姓所

    要付出的,占他所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二强。不待说这个数字是极不精确的,我们就根据这一

    数字,草拟收税的办法,认为老百姓的负担不应超过百分之二十二。

    边区政府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整理财政及增加收入。以前最主要的收入,是从鸦片烟

    而来,陕北北面三边一带,盛产鸦片,历来这些鸦片都东向输往山西等地;原有一些军人和

    地方恶霸以及鸦片烟商人,经营这批买卖。当林伯渠主理财政的时候,曾向这些贩运者征收

    过境税和出口税,此外中共没收来的和征发来的鸦片扫数出口。至于其他商业税的收入就少

    得可怜了。大约在西安事变后边区政府才在三边一带禁种鸦片,而且抗战bào发后,山西成为

    中共的友邻,怎好意思再把鸦片烟推销到山西去。边区的财政收入,因而大减,非急谋补救

    不可。

    征收救国公粮法规的制定,便是建立财政基础的一件大事。我曾根据陕北及其他苏区以

    往征粮办法,拟具这个法规草案。详细规定,我已不能记忆,其要点大概是:凡各农户收成

    仅足供一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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