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者免征；超过一家最低限度之需要，即按其超过部分之多寡，用累进法征收

    救国公粮。一个富裕的中农，收成平均每人在二千斤上下，大约征收百分之二十，至于地主

    富农每人平均收成在四千斤以上者，征收额约为百分之四十。奖励农民按粮价折合现金缴jiāo，

    这样可以免除农民运送粮食的劳力。各县职员薪金，如遇现金不足时，则改发粮食。各县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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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第三册

    须按法规设置粮食公仓，储粮以供军用。

    以抗日名义来征收救国公粮，而法规又很简便，富有伸缩xìng，易于实行。在当时“有钱

    出钱，有力出力”的抗日口号号召下，农民是特别踊跃缴纳这种公粮的。救国公粮，实在就

    是统一的农业税，其所以规定以实物缴jiāo为基础，是因鉴于抗战发展下去，货币可能混乱和

    贬值。后来，在八路军所到达的地方以及许多敌后游击根据地，都实行过这个办法，收到很

    大成效。国民政府对这个法规也甚感兴趣。

    由于征收救国公粮和其他财政方面的改进，边区政府的收入日渐增加。一九三七年九月，

    边区政府收入不足七万元，十月增至九万余元，十一月增至十六万元。十一月的收入已能供

    给陕北党政机关的需要，而且收入仍在上升。鸦片烟税日渐退居不重要的地位了，实施禁烟

    的阻力也减少了。

    此外，那次县长会议，还有不少的决定，主要是规定各县政府与边区政府的关系，各县

    政府及其属下各级组织的大要和工作方针等等。同时边区政府本身及其所属各厅的职权工作

    方针等等，都有扼要的规定，以期建立一个新秩序。

    由于我在党内的处境，对于自己工作的成就不敢存有什么奢望，但也希望边区政府的例

    行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可是事实上除了征收救国公粮和增加财政收入，很少遭受干扰外，

    其他各项工作几乎都行不通，虽然经过我和其他的当事者据理力争，屡次抗议，但中共中央

    那种侵犯边区政府的职权，遇事横加干涉的作风，早已成为积习，无法改变。我现在只略举

    几件事，来说明这种真象。

    任民政厅长的马明芳熟悉陕北地方情况，他就任之始，锐意整理各县政府的组织和工作，

    他可以直接向张闻天等进言，也与中共陕北特委书记郭洪涛等关系密切，曾向他们要求重视

    各县政府的工作，和不可随便调动各县政府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他们的应允，但执行起来则

    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中共中央和他所属的各部门，总是向下级党部下命令，发通知；中共

    陕北特委除将中共中央文告转到下级之外，他本身也有不少的命令。这些中共党内的文件内

    容，漫无限制，不仅包括了边区政府的工作，而且内容混杂，实行的办法，又多是由党部动

    员民众，而不是依据边区政府的法令。为了这些数不清说不尽的紧急动员，往往胡乱调动干

    部，陕北特委甚至各县县委，都可以任意调走县政府的重要干部，而马明芳事先并不知道。

    经过两三个月后，马明芳向我叹着气说：我实在没有法子来建立民政工作的新秩序。

    洛川会议原决定抗日军政大学，培养军政干部，党校培养党的工作干部，另成立一个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