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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第三册

    不得不较为缓和，把重点转移到原四方面军的干部，要他们承认过去反中央的错误。这样，

    原四方面军的少数干部如傅钟、王维周等，就转而批评四方面军领导者某些过失，其他多数

    人则表示愿意在整个中央领导下，积极学习。这样，抗日军政大学内的反抗气氛才逐渐消失

    下去。

    máo zé dōng张闻天等于是召集反张国焘的斗争会议，这个会议当时虽是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

    的名义召开，但实际上多数重要人物，如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任弼时

    等，以及董必武、林伯渠、林彪、罗瑞卿、莫文骅等主要当事人都没有参加，参加会议的二

    十多人，多是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

    会议开始，首先由凯丰作反张国焘的报告，他说了些中共中央政治路线一向正确和批评

    我反中央的不对之后，就解答抗日军政大学学生们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他说到抗日军政大学

    内有些学生，指责中央歧视四方面军的干部，不把他们党同志看待，简直比对俘虏还不如，

    斗争的手段又是违fǎn gòng产主义的道德。对这一类问题的解答，凯丰竟引证斯大林说过的话，

    来证明反对党内左倾和右倾的错误，要采取残酷无情的斗争手段。这段话简直是文不对题，

    对于对待同志不如俘虏的指责他无词以自解。

    凯丰又进而解答有些学生所提出的，不应抹杀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和张国焘的领导在

    鄂豫皖苏区和川北苏区所有过的成就等类问题。他表示四方面军对于中共和苏维埃运动确有

    过极大贡献，但这并不能减轻张国焘的“罪过”。四方面军能有这些成绩，是共产国际和中共

    中央领导的正确；尤其是已去世的沈泽民，能够坚持布尔什维克的方针；而张国焘却是一贯

    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沈泽民在莫斯科受过纯正的列宁主义的熏陶和布尔什维克的锻炼，

    无异能把握正确方针。张国焘虽做过不少的事，但其底子则是机会主义，不能不带有土匪和

    军阀习气，得着机会，就要大反中央??????。

    凯丰这位斗争主将，花了很长时间来答辩这些问题。然后他说到西路军的失败，认为西

    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四方面军一般干部不够布尔什维克化，只有董振堂受过较多布尔什维

    克的熏陶，可是他死难了。董振堂之死，应由张国焘的错误负责，无异是把他陷害死的。于

    是他像疯人似的提高嗓子喊道：“我们应当要张国焘抵董振堂同志的命！”凯丰在结束讲话时，

    又狂叫一些“土匪”“军阀”和“反中央”等类字句。

    凯丰这篇主控词实在太不高明，引起了不少反感。在座的máo zé dōng听了曾面露不悦之色，

    似乎他觉得这还是米夫派的老调，与在江西苏区时反对他自己那些言辞相较极相类似。张闻

    天则在那里着急，似乎认为凯丰堕入了答辩的陷阱，反而放松了控诉的主题。其他的到会者

    大多表情冷淡。我这个被攻击者反而有轻松之感，觉得这样野蛮和低能的攻击，如何能伤害

    我。的确，凯丰就在这次表演失败之后，再也不易往上爬了。

    张闻天为了不久凯丰控诉之不足，抢先发言。他面色yīn沉，目光藏在那副近视眼镜的后

    面，像背讲义一样的念他的演说词，其大意是说张国焘的错误已发展成为“反党的张国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