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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第三册

    我也向来访问我的同志们说，现在共产党人的党内斗争，往往超越轨道，虽有充足的理

    由，也不宜获得人们的谅解。譬如我本人现在处境极不利，其基本原因，是党内斗争并不是

    以真理为依据，而是随斗争形势和力量对比而转移。在毛儿盖的时候，我有充分理由批评当

    时的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可是现在形势不同，máo zé dōng等首先接通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在执

    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上，又与张学良、杨虎城联盟，经过西安事变，可望与guó mín dǎng和

    解。这些成就，改变了我反对máo zé dōng的意向。何况，西路军有遭受如此惨痛的失败，我正引

    咎自责，无意于他人辩论是非。因此我希望一般同志，专心学习，检讨过去工作的错误，再

    不可有反中央的表示。

    也许就因为我这些劝告，原一方面军中少数支持过我的干部，如李卓如、何长工等，以

    及四方面军绝大多数干部，都采取了忍让的态度。即是表示拥护中共中央，诚意检讨过去工

    作中犯过的错误，不再说批评中共中央的话。但是斗争的进行，实在太离谱了，不仅这些干

    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侮辱，而且发生了不应有的事故，这些事情，下文我还要略略说到。

    那些斗争专家们，一开始就煞费苦心的搜集关于张国焘“罪证”的资料，他们积极的广

    泛进行，但结果当然不免失望。张闻天、凯丰等向他们的助手示意，最好能够找到张国焘反

    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反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罪证”。当时曾有人质问他们，这些是属

    于中共中央内部的事，可否请张闻天等指示一点经过。这一问可窘住了张闻天，他只得说，

    他所要知道的是在这两个问题上，张国焘私下向同志们说过些甚么话？最好能找到他亲笔写

    的片纸只字。这种先作结论，再找证据的做法，实在是很不合理的。

    他们忙乱了一阵，所找到的所谓证据，多是有利于我，而不利于他们自己。当中还发生

    了一些小小的笑话。譬如有一位同志报告说：张某人在西康的时候，接到由陕北用电报发出

    的“中共告guó mín dǎng人书”，张某曾当着部分同志面前，讥笑这篇文章是套用韩愈祭鳄鱼文的老

    调，足证张某人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篇文章是máo zé dōng自己写的，毛当场承认确是套用

    韩愈，张某人说的话并不错，怀疑的人倒是不够程度了。

    在这件事搞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据说还是máo zé dōng自己出来收的场。máo zé dōng曾对他们说，

    他自己不只一次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张国焘和陕北中央委员一样，完全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现在如何能够找些零星材料便把前言翻案呢？毛氏又对他们指出，反对西安事变的和平

    解决，这个问题更不就不能拿出来讨论，不能公开去说的。于是毛便讥笑那些斗争专家，不

    要自讨苦吃，还是在别的问题上去找斗争的“罪证”吧。

    张国焘是右倾机会主义，对四方面军的领导破产，反党反中央等等，在斗争专家们看来，

    这些罪名已成定案，而且西路军的失败，他们更认为是证据确凿的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