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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于违fǎn gòng产国际的指示,恰恰相反,是太过于倚赖共产国

    际。年轻的中共,它的领导者不待说是缺乏经验的。我们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是下级

    服从上级的应有义务,我们信仰共产国际,认为共产国际的老革命家比我们见多识广;每当

    我们的看法与共产国际的指示发生参差的时候,我们总以为自己不过是一些学生,对于自己

    的见解,不敢自信,而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必然深谋远虑。因此,也就牺牲自己的主张,来

    迁就共产国际的指示。甚至,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任何指示,也奉若神明,无不言听计从。

    这种情形,简直已经到了迷信共产国际的程度,这就是事态的真相。

    接着我举例证明:一九二三年六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国民革命是中

    国革命的中心任务这一指示,作出结论,认为一切工作应归guó mín dǎng,全体中共党员,都应加

    入guó mín dǎng为党员,并在guó mín dǎng内积极工作;工人阶级须先有民族觉悟,然后才有阶级觉悟;

    并且预言至少五年之内,中国不会产生真正的共产党。当时我和其他同志,不同意他的说法,

    而且希望中共能获得独立的发展。我因此便被视为fǎn gòng产国际,并受到中共中央的严重处罚。

    可是,马林说了这些话,仅仅四年以后,共产国际另外一位代表罗明那滋,于一九二七年七

    月间向我们宣称,中共中央犯了极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主要是它放弃了争取整个革命中的

    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他的见解恰恰与马林的相反,似乎中共已经强大到这么一种程度,即是

    只要不犯机会主义的错误,中国革命就可以在中共领导之下获得胜利。我们又因在没有机会

    陈述自己意见的情况之下,被判以fǎn gòng产国际的罪名,受到谴责和处罚。这两种极端不同的

    看法,摆在我们面前,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我们不能发现其中的矛盾么?这些都是代表

    着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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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第二册

    我进而追述国共合作时期的情况,我没有直指加入guó mín dǎng政策的根本错误,但认为这是

    一无可取的。我曾指出中共和guó mín dǎng在组织上混成一体,相互间的纠纷必然日甚一日。中共

    在guó mín dǎng内卖气力、做苦工,且被视为不安份。中共并没有掌握军队,因此也说不上能居于

    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武汉反蒋时期,我们一直被国内外反动势力所围攻。中共居于劣势,只

    有退让,企图阻止反蒋联盟的分崩离析,稳定武汉的所谓左派政权。这其中最显明的事实是

    中共实力不够或者可以说,不自量力,任重道远的担子把雄心壮志的中共压垮了。

    当我说到这里,布哈林打断我的话,说道: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你为甚么花许多

    时间,旧事重提?我停顿了一下,想了一想,心中觉得我既没有直接指斥加入guó mín dǎng政策的

    根本错误,现在也不必直说共产国际的估计错误,因而接着表示八七会议的告党员书,就没

    有说到武汉时期敌我力量对比这一点。似乎中共中央机会主义的错误,曾导致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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