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按照当时的物质条件，确

    是费了一番大力量。可是书报很少，各种设备也非常简陋，尤其是在这样高大的一所建筑物

    中，不能生火取暖，又缺少通风的设备，因为人多，在极度寒冷的空气中弥漫着浓厚的炭气，

    挟杂着俄国式的臭味，令人感觉到一阵阵的恶心和晕眩。从工人们毡靴和皮靴上带进来的雪

    泥，在室内化成了水浆，到处一片泥泞，仿佛到了菜市场。代表们在这种环境下，每个人都

    觉得有点不舒适，但当时为一种新的精神所鼓舞，仍然兴致勃勃的一直玩到深夜。我们准备

    回去时，先用电话催远东局将原来答应接我们回去的卡车派来，不料一直等到午夜一点钟，

    还是毫无消息。我们无可奈何，只好按照俄国人提出的办法走回去。每人先将西装裤脚扎起

    来纳在皮靴的短统内，领口扣紧并用围巾包好，帽子用力往下拉，一直盖着眉毛。约十个人

    一群，紧紧的互相挽着，从雪地上向前迈进。那时的气温为零下四五十度，利如刀剑的寒风

    带着雪片一阵阵怒吼着朝我们袭击。地上的雪堆，深的地方要埋没半截身子，如果不是大家

    挽紧，一不小心跌F          去，可能很难再爬起来。羲们鼓起精神，勇往直前，约莫走了一个多

    钟头，居然走了四瓦公里，回到住所。于是按照俄国人的办法，大家在门廊边先将双手用力

    互搓，接连的跳跃几遍，将衣帽上的雪花抖落，再将鼻孔中吊出来的冰凌去掉，将脸孔、鼻

    梁、耳朵等处都轻轻的用手磨擦；经过这一番的手续后，再走进卧室去。幸好，大家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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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第一册

    依然，没有冻坏。

    当时，苏俄对于“星期六工作日”的办法，是鼓吹得非常热烈的。各机关工作人员在星

    期六下午和星期日都要做些额外工作。代表们本来是可以免去的，但为了响应他们的号召，

    也很热忱的去参加。尤其是中国代表们不愿自居文弱，很想在工作中赛过日本代表或一般俄

    国人。头两次，我们被派到森林中去搬运木材。那些短节的大木，每节约一百磅重，由一个

    人抬；长的木料是更加重了，非两个人抬不可。从森林中高低不平的雪地上，一要把这些木

    材搬运到大路旁边，有些集中搬到河边的码头上，又没有任何工具，所以我们只做了两次，

    几乎所有的人都受了或轻或重的伤。我曾背着一节大木送往码头，经过冰凝的圆木桥时一下

    滑倒，木材打在身上，擦伤了几处。俄国人看出了我们硬着头皮不肯示弱的神情，以后几次

    便不要我们搬运木材，将我们分批派到车站附近去担任扫除积雪的轻松工作。我们住久了、

    生活过得很腻。听说这里要举行苏维埃大会，大家赶着去参观。在一个大剧院里，到了八百

    多个苏维埃代表，女代表也很多。这些代表多是四乡来的，穿得破破烂烂；大会主席似乎是

    个农村工人，一样穿得很破烂。我们到达时，主席正在演说。我问陪我们同去的威金斯基：

    “他演说得很不错，是不是一位工人？”他说：“是的，这位工人在不久前还不大识字哩！”

    我说：“何以进步得这样快呢？”他说：“当然要有人指导。这位工人便是施玛斯基所指导的。

    他的一切言论行动都受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