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因而一切纠正农运的设想，

    都显得缓不济急，或者只是纸上谈兵。

    武汉人民由于对农运的反感，各种传说一直不胫而走，有人说国府主席谭延在乡间的

    亲属被农协侵害了，有人说唐生智部的师长何键的父亲被农协拘捕了。这些传说，用意是要

    证明农协是在“革”这些革命者的“命”。在此情势下，农民激进主义的代言人máo zé dōng，却在

    写他那篇著名的《湖南农运调查报告》，并埋头在那里训练农运干部，筹备全国农民代表大会

    ⑧。他是一意要将全国农运循着湖南的路子推进，走到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的道路上。

    中共湖南区委毕竟受了máo zé dōng的影响。他们虽曾对我表示过要纠正偏差，而事实上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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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第二册

    一直是追随农运的左倾方向前进。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二日，guó mín dǎng湖南省党部农民部长刘岳

    峙曾在报上发表一个农运计划，主张以和平建设来解决农村的纠纷，要求各地农协接受国民

    党的领导，倾全力于农产物的增加和农业的改进。刘岳峙是当时的著名左派人物，曾在国民

    党内组织了左派小团体名为“左社”，与中共的湖南同志们一向合作无间，因而他能担任农民

    部长这个职务。他的这种主张自然含有不满中共农运方针的意味，可是农业增产和农业改良

    确也是湖南中共农运政策所忽略的地方，照理应该予以善意的加以采纳，可是中共湖南区委

    对刘岳峙这种主张，都斥之为右派的言论，予以严重的打击。并利用他们在guó mín dǎng湖南省党

    部属于多数派的地位，公开开除刘岳峙等人的guó mín dǎng籍⑨。这件事证明了他们是粗暴的违反

    了中共中央与guó mín dǎng左派合作的政策，他们在领导农民斗争中，忽视了增加生产的重要xìng。

    中共湖南同志们否定了像刘岳峙这样的缓和农村斗争的主张，仍捧着孙中山先生的三大

    政策继续发展农民斗争，他们和其他地方的中共同志一样，是革命的空想主义者，是群众运

    动的爱好者。他们拥护所谓国共合作，支持唐生智在湖南的统治，但似乎绝未想到，农运既

    然动摇了唐生智在湖南的统治基础，将会产生一些甚么样的后果，他们既没有取唐生智而代

    之的意图，也缺乏万一唐生智或者他们的部下以武力反对农运，又须如何应付的预计。只是

    在那里沾沾自喜，以为自己人多势大，认为反对者决不敢轻举妄动。

    湖南农协并无武装斗争的准备。它虽拥有以万计的挨户团，以十万计的梭镖队，但武器

    落后，组织也不符合军事需要。农民武装本是富于地方xìng的，当时湖南一般农协的工作者，

    只着眼于利用这些单薄的武装来保卫他本乡本土的农协，无论在物质基础上或训练指挥上，

    都没有形成战斗部队的打算。中共湖南区委也不重视强化农民武装的工作，没有尽力动员军

    事同志去掌握这些农民武装和形成有效的指挥系统。所以后来在中共内部检讨工作时，湖南

    农协的工作，常受到以下的批评：“斗争确是激进的，武装准备却是落后的。”

    这个拥有全省人口半数以上的农协所掀起的惊天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