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设宴款待，这就是民心，这就是天下大势。

    我们不要理会他们的阴谋诡计，越是这样越要走出去，要让各界人士了解我们，支持我们，走群众路线，听广泛意见，影响越大，我们就越安全。”

    在延安方面提出的关于谈判的十一点意见之后，延安方面再次作出重大让步：不但承认委员长的领导地位，承认国民党政权，而且舍弃了“联合政府”的提法，只要求“参加政府”。当然，这份意见中包含着两个核心的政治问题，即军队国家化和结束党治。

    而委员长则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余以极诚对彼，而彼竟利用余精诚之言，反要求华北五省主席与北平行营主任皆要委任其人，并要编组其****四十八万人，以为余所提之十二师之三倍，最后将欲二十四师为其基数呼？****诚不可以理喻也。此事唯有赖帝力之成全矣！”

    在委员长看来，m和***人依旧是“匪“，之所以还要与延安周旋，正像他在给各战区司令长官的密令中表述得那样：“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谈判就这样拖拉但却忙碌中进行着，周先生他们也十分疲惫，但是只要还有和谈的希望，他们就必须坚持下去。

    在这期间统帅还同各界朋友进行了广泛接触。他会见了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冯玉祥、谭平山、柳亚子、张伯苓；民主人士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黄炎培；社会知名人士郭沫若、章士钊、马寅初；以及国民党军政要员孙科、于右任、陈诚、白崇禧等。还会见了苏、美、英、法等国的驻华使节，反复说明延安的基本主张。

    周先生也多次举行有各民主党派和国际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与各界代表交流对谈判的意见。这些活动，使延安的立场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这种同情和支持，是促进这次谈判取得某些积极成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1945年10月10日，双方代表终于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该会谈纪要列入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人民自由、党派合法化、特务机关、释放******、地方自治、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奸伪等问题。

    10月9日统帅向委员长告别并进行了一次长谈，委员长颇为感慨地说：“我们都要老了，五十多岁了，还能有多少时间？你我之间的问题，始终都要解决，始终要搞出个名堂。否则的话，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何以对天下百姓？

    你要走，我也留不住你，还是那句话：你我携手合作，这天下事就会好办很多。我们彼此保重吧。”

    10月11日，统帅离开重庆返回延安。

    “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上、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惟一之出路。第一期建设计划如不能全国一致，努力完成，则国家必不能生存于今日之世界，而世界第三次战争亦必由此而起。如此吾人不仅对国家为罪人，而且对今后人类之祸福亦应负其责也。”委员长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

    回想起他和m在重庆的多次接触，委员长觉得延安的这位领袖越来越不好对付了。对于国家的未来，更有荆棘丛生的感觉，不过，他仍然充满自信，并且相信在今后的较量中，他可以战胜延安，战胜那个喜欢吸烟的湖南人。

    委员长一生作过许多错误的判断，其中最大的误判可能就是上述判断。历史证明，委员长非但没有能够控制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