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事专家看来，”福尔摩斯说，“莫里亚蒂教授死后伦敦变得死气沉沉了。”
“每一个正派的市民都会反驳你的观点。”我答道。
“你说得也有道理，我不应该自私的，”他笑着，“当然，除了可怜的专家无事可做外，这对社会是大有好处的，大家都平安无事。那家伙活着的时候，每天的早报上都可以看到许多可能发生的情况。而且，华生，我可以了解这个恶毒的匪首在什么地方，只要我有哪怕一点点儿极细微的线索，一个极模糊的迹象，就像蛛网的边缘稍有颤动，就使你立即想到那只潜伏在网中央的奸诈蜘蛛一样。每一个我所掌握的意图不明的逞凶，都可以连成一个整体。同样，在一个研究上层黑社会的学者眼里，欧洲别的首都没有拥有过像伦敦当时所具有的那些十分有利的条件。可是，现在……”他耸了耸肩，很幽默地显示出对自己百费周折而造成的现状的不满。
我谈到的那个时候距现在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了，福尔摩斯已经回来好几个月了。我转让了我的诊所，搬回到贝克街我们昔日共同居住过的旧寓所。一个姓弗纳的医生买下了我在肯辛顿的小诊所，他痛快地按我提出的高价付了钱。几年后我才知道，弗纳是福尔摩斯的远亲，福尔摩斯筹措的那笔钱。
我们在一起的几个月，并不像他说的那样无所事事。在我大致翻看了我的笔记后，我就找出了这期间发生的前穆里罗总统文件案和荷兰轮船“弗里斯兰”号的惊人事件，其中后者使我们差点儿送了命。但他严格的规定，使得我不能说一句有关他本人、他的方法或是他的成功的话。我早就说过，此禁令一直到现在才被解除。
说完后，福尔摩斯先生往椅子背上悠闲地一靠，将当天的报纸打开。一阵吓人的门铃声和咚咚的敲门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门打开了，有人冲进过道并上了楼梯。一个年轻人疯子似地闯进屋来，脸色苍白，头发凌乱，他两眼充满了激愤，全身颤抖。我们两个被他来回地看着，我们用疑问的目光注视着他，他不得不为无礼地闯进来表示了一下他的歉意。
“福尔摩斯先生，实在对不起，我都快疯了，我就是那个倒霉透顶的约翰?赫克托?迈克法兰。”他大声说。
“先抽根烟吧，迈克法兰先生，”他说着把烟盒递了过去，“我相信华生医生会给你对症下药开一付镇定剂。请先坐在那把椅子上，然后慢慢说你是谁，发生了什么事。你刚才只说了你的名字，好像我应该早认识你似的，可是我只知道你是个单身汉、律师、共济会会员、哮喘病患者。”
我很快明白了他的推理，因为我注意到这个年轻人的不修边幅、随身带的那一札文件、他表链上的护身符和他喘气的声音，就是这些使福尔摩斯说出上面的结论。可是这位年轻的委托人却惊得目瞪口呆。
“对，您说的就是我，可除此之外，现在我还是全伦敦最倒霉的人。看在上帝的份上您一定要帮帮我，福尔摩斯先生。如果我没讲完话之前就被逮捕的话，请您无论如何告诉他们给我一点儿时间把全部经过告诉您。”
“他们要抓你!”福尔摩斯说，“为什么呢?”
“罪名是谋杀下诺伍德的约纳斯?奥德克先生。”
我同伴富有表情的脸上，带着一种好像多少带点洋洋自得的同情。
“哎呀，我还以为一切轰动社会的案子都没了呢?”
福尔摩斯膝盖上放着的《每日电讯报》被我们的客人伸出的颤抖的手拿了起来。
“如果您已经看过这份报纸的话，先生，那您就会猜到我今天为什么赶来找您了。好像人们都在谈论我的名字和我的不幸。”他翻到了报纸的新闻版。“就是这里，我给您念念。标题为‘下诺伍德的神秘案件——著名建筑师失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