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圣诞节后的第二天早晨，我去探望歇洛克·福尔摩斯，我的一个好朋友，并顺便祝他节日快乐。他斜靠在长沙发上，右手边一个烟斗架，眼前一堆刚翻阅过的皱巴巴的晨报。沙发旁的木椅靠背上挂着一顶硬毡帽，帽子破得不能再戴了，有几处都裂了缝。垫上放着一把镊子和一个放大镜，这说明就是为了便于检查那顶帽子才这样挂着。
“你正忙呢？”我说，“又打扰你了。”
“没有，我很愿意有朋友和我讨论我的研究结果。这竟会是一件没有价值的东西。”说着，他指了一下那顶帽子，“但和它有联系的几个问题却并非毫无意义，可能对我们还有一些启发。”
时值严冬，玻璃上都冻满了晶莹剔透的冰花。坐在扶手椅上，我就着烧的毕毕剥剥的木柴炉火烤着手。“我想，”我说，“这顶帽子虽不太雅观，却和某桩性命案有牵连。这条线索能引导你解开某个疑团，并且引导你去惩罚犯罪行为。”
“不，不，并非犯罪行为。”福尔摩斯笑着说，“只是一件离奇的小事。在这里，这类小事简直太多了。你想想，方圆几英里的弹丸之地，挤挤攘攘地住着四百万人，在如此密集的人群中尔虞我诈，各种错综复杂的事件都是可能发生的：有些事看起来离奇惊人，却并没有犯罪。这类事件我们也早已习以为常了。”
我说，“最近记录的六个案件，的确有三个完全与法律上的犯罪行为无关。”
“你是指我找回爱仁娜？阿德勒相片的尝试，玛丽？萨瑟兰小姐奇案和歪唇男人这几个案件吧。我相信这件小事也属于法律上没有犯罪的那一类，你认识看门人彼得森吧？”
“认识啊。”
“这是他的战利品。”
“是他的帽子？”
“不是，是他拣来的。帽主是谁目前还不清楚。但不要因为帽子破而忽视它。先说一下他的来历吧。它是同一只大肥鹅一起在圣诞节早晨送到这里的。我断定，彼得森正在他的炉前烤鹅。事情是这样的：圣诞节早上四点多钟，彼得森在某处参加了一个宴会刚回来，他准备从托特纳姆法院路走回家。他看见在煤气灯下，有一个人在前面走，噢，对了，他走的是托特纳姆法院路，那人扛着一只鹅。当彼得森走到古治街的拐角时，几个流氓冲过来，他们与这个陌生人发生了争执。一个流氓打掉了这个陌生人的帽子，这个陌生人也举起棍子自卫。这个陌生人一不小心打碎了身后商店的玻璃橱窗。彼得森正想过去，助他一臂之力，你是知道的，他淳朴诚实，乐于助人，但那人打碎了玻璃，心里正惊慌，忽然，见彼得森身穿制服，好像警察一样冲过来，便丢下了鹅，转身就跑，那群流氓见彼得森赶来也落慌而逃。这样，只剩下彼得森一个人，不仅占领了现场，而且得到了这两样战利品：一顶破旧的毡帽和一只上等的圣诞大肥鹅。”
“他是要物还原主吧？”
“我的朋友，难就难在这儿。的确，这只鹅左腿上系着一张小卡片，上写献给亨利？贝克夫人，并且这顶帽子的衬里也写着姓名缩写‘h？b’的字样，但这个城市中，姓贝克的人很多，叫亨利？贝克的人也不计其数。这样找到失主，物归原主，无异于大海捞针。”
“那彼得森怎么办呢？”
“他知道我对那些即使是最细小的问题也是充满热情的，于是就在圣诞节的早晨将帽子和鹅送到我这里来了。这只鹅一直叫到今天早晨。天气很冷，但最好的办法还是吃了它，因此彼得森带走它将它吃了，而我则继续保留这位先生的帽子。”
“他没有在报上刊登招领启示吗？”
“没有。”
“那么，有关这个人的身份你有线索吗？”
“只能去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