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了一上午，我原本虚弱的身体更觉疲倦。下午福尔摩斯去听音乐会，我躺在沙发上想小睡一会儿，可是怎么也睡不着。上午发生的各种事情，依然磐桓在我的脑海中。一些稀奇古怪的幻想和推测困扰着我，怎么也挥不去。一闭上眼，那个死者可怖的面容就浮现在眼前。那张脸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从这点来说，我还真得感谢那个杀人凶手，如果说相貌能代表一个人的罪恶的话，那就是在说像依瑙刻·丁·德雷伯这样长相的人了。不过，我还是认为正义应该得到伸张，因为在法律上，被害人的劣行不能和凶手的罪行相抵。
福尔摩斯断定死者是中毒而亡，我相信，他一定是通过嗅死者的嘴唇才做出这样的推测。尸体上既没有伤痕，也没有被勒死的迹象，如果不是中毒而死，那么是怎么死的？屋里没有撕打的迹象，也没有找到凶器。但是地面上有血迹。这又做何解释？要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我和福尔摩斯谁也睡不着觉。但现在看来，他是那么镇静自如，肯定已经掌握了全部案情，可我还不能推测出来。
福尔摩斯回来得非常晚，我想他肯定不会听音乐会听到这么晚。他回来时，晚饭早已摆上餐桌。
“今天的音乐会太好了！”他发着感慨，坐了下来，“记得吗？达尔文曾经说过，人类有说话能力以前，就已经有了创造和欣赏音乐的能力。这可能就是我们容易受音乐感染的原因。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还保留着对人类早期神秘岁月的朦胧的记忆。”
“这种说法未免太泛泛了吧。”我说。
福尔摩斯说：“一个人要想说明大自然，他的想象就要像大自然那样广阔。你今天是怎么了，看上去有点不太对劲，是不是被那个案子搞得心神不定了？”
我说：“确是如此。经过那次战争，我本来应该变得见怪不怪了。即使在战场上，看到血肉横飞的场景，我都没有害怕过。”
“我完全能够理解。这个案子容易引起想象，越想就越让人感到害怕。你看过晚报了吗？”
“没有。”
“晚报上报道了这个案子，而且写得非常详细，但是它没有提到关于那枚戒指的事，这样便好。”
“为什么？”
“你先看看这个广告，”福尔摩斯说，“今天上午，调查完这个案子以后，我马上就把这则广告登在了各家报纸上。”
我匆匆打开他递过来的报纸，只见“失物招领栏”的头一侧上，写着：“今天早晨在布里克斯顿路，白鹿酒馆和荷兰树林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请丢失者于今晚八时至九时到贝克街221号乙华生医生处认领。”
“请不要怪我用了你的名字。”福尔摩斯说，“因为假如用了我的名字，就可能会被其他侦探识破，那么他们就要插手了。”
“这没什么。不过，若是真有人来认领，我可没有戒指。”我回答说。
“这儿有，这个假的和真的一模一样，足以应付过去。”他边说边递给我一枚戒指。
“你想认领戒指的会是谁呢？”
“肯定是那个穿方头靴子、棕色外套的红脸男人。即使他不来，他也会打发一个同谋者来。”
“难道他不会觉得这太危险了吗？”
“决不怕。我相信我没有看错，那个人宁愿冒再大的危险，也不愿意失去这个戒指。我想，他是在低头察看尸体时掉的这枚戒指，当时不知道。等他离去后，发现戒指不见了，赶忙赶了回去。他回去时，见屋内灯光亮着，而且有警察在里面，知道是由于自己的一时疏忽，造成这个后果。但又怕自己受到怀疑，所以装成了喝醉酒的样子。目的当然是蒙骗警察。咱们不妨站在他的立场上想一想，他把前前后后回忆一遍之后，肯定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