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周南向中央某负责人表示，不要让我住在深圳，说是会影响他的工作。因此我有心理准备，我平静地说：“常委的决定，我理解，我不想来北京，还是让我回南京吧。”宋平先说，他个人同意，还得报告常委同意，后又说，他将立即告诉江苏，为我准备住房，并说：“省委会欢迎你回去的。”

    宋平话锋一转，“关心”地说：“个人向你提一点意见。”组织部长关心干部，批评干部，是正常现象，我点点头，很专注地听。宋平说：“那篇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文章，有些人有意见，你是不是要再作考虑？”又问：“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是不是任仲夷提出的？”他们对任仲夷也如此见怪，出乎我意料，对此，我没有答复。

    八八年六、七月间，任仲夷在深圳参加中宣部主持的一次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座谈会（那次座谈会，我也参加）。任仲夷在会上发言，明确支持我关于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观点，而且提出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他说：“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也需要再认识……，过去，我们把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看得简单了，太容易了。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存在着很多糊涂观念和错误思想，其中有许多是空想社会主义。本来，马克思、恩格斯经过长期的科学研究，已经把社会主义从空想转变为科学，我们却又走了一段‘社会主义从科学到空想’的冤枉路。”（见《望》周刊海外版一九八八年七月号）我对任仲夷的观点很表同意，认为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需要解决的重大的思想理论问题。

    至于我那篇《重新认识资本主义、自觉建设社会主义》的文章，在八八年《求是》杂志第五期发表后不久，外jiāo部一位司长因公务途经香港，与新华分社外事部长纪绍祥谈起，吴学谦和姬鹏飞看了这篇文章，两人意见很大，港澳办为这篇文章专门出了一期简报，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负责人，外jiāo部的一些干部也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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