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他去参加开幕典礼。我也向他表示，届时我一定会去参加。他讲：“我专门包一架飞机请你去，然后送你回来。”我说：“你不必注意对我的招待，还是随便一点，看看中央什么人来（那时还不知道是李铁映）。”可是，他仍然亲自去机场接送我，并安排我住在汕头市最好宾馆的“总统套房”里。

    李对内地的捐赠活动，只要我开口，他都会考虑，如北京亚运会、香港的文化基金，他的捐助额都以千万元计。我离开香港，只接受了他的私人送行，但也只是两人惯常的共同午餐。席间，他动感情地同我讲：“假如你不是共产党，我们这个朋友可以做得更深一点。”他当时已听说我打算住深圳，做些香港研究工作，因此表示：“我会常去深圳看你，研究上有困难，我可以资助。”我当时也很感动，表示谢意。

    二月九日，参加汕大开幕典礼后，第二天就与周南一起回香港，准备十二日赴北京参加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和七届三次全国人大会议。行前，我向分社同仁告别，表示第二天我将正式离职离港。港英政府获悉，征求新华分社意见，准备派人送行。社内有些同仁不想我此次就正式离港，因而婉谢了。我感谢同仁们的好意，还是决心正式离港。岂知，在北京会议期间，杨尚昆和杨思德当面向我jiāo代：台湾某些由我负责接触的重要关系，暂时不要向周南移jiāo，仍由我负责。

    我即转告了周南，他听后，面带不悦之色。他主动约见杨思德，并提出要求见杨尚昆，杨尚昆没有见他。

    当时，台湾正面临总统选举，形势颇紧张。我从北京开会后回到深圳，杨尚昆给香港新华分社发电报，要我和杨思德会面，jiāo换对台湾形势及工作方面的意见。我同杨思德通了长途电话，他建议我去香港，便于与有关人士及时会商。为此，我先后三次去港，都是住赤柱招待所，一宿即归。分社副社长兼秘书长佘孟孝来看我，我都请他代为向周南报告，并问好。

    哪知，我这三次因公务赴港，竟引出意外风波。

    85

    九零年四月，我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中共中央组织部通知香港新华分社副社长佘孟孝到京谈话。抵京当天，立即召见，责备他对许家屯三次“私自到港”，知情不报。说这是根据周南对中央负责人的报告，周南是看了香港报纸才知道许三次到港，“深为诧异”。

    通知佘孟孝立即调回北京，另有任用。

    事实上，我那三次去香港，佘孟孝在报刊发表消息之前已告周南。中央对台办公室也有电报在先，周南是看到这份电报的。

    佘孟孝的反应是：“不能理解，不能接受。”谈话的人无奈，表示向中央常委汇报后再定。

    次日，又找佘孟孝谈话，讲：“中央负责人决定，调回的决定不变。”但改变口吻，称是：“正常调动，与周南报告无关。”佘孟孝继续表示，更不能理解，如果属正常调动，他到职仅一年多，即使按外派人员规定，也未到期限。谈话的人便抬出“组织”大帽子，批评佘孟孝态度不好。高压之下，佘孟孝只好顺从。

    佘孟孝原是乔石任组织和书记的中央政法领导小组、中央政法委员会的副秘书长，乔石不少讲话，都是佘孟孝拟的稿，是个有水平的“秀才”。到港才一年多，便遭此不白之冤。在北京一些高级干部中，引起公愤，认为中央某些人，置党的实事求是精神和组织原则于不顾，颠倒是非竟到如此地步，实在令人无法忍受。有人为佘孟孝不平，去找乔石，乔石表示，他同情佘孟孝，在常委之中为佘说话，无人听，也无法维护，我听后更觉寒心。

    接着，宋平找我“谈话”，见面寒暄几句，便正式通知我：“常委决定，你回北京居住。”终于明确了，不允许我留在深圳。

    我已经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