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来表决时，要给予支持，我特别强调：“基本法不能让香港工人失望。”姬鹏飞表示同意。

    但是，“六四”后，最后一次草委会全体会议，表决基本法草案时，“集体谈判”这一项，仍未获采纳。那时，我已被公布离休、调回内地，港澳办主持的港澳工作的内部会议，我已经不参加了，究竟什么原因不采纳，我也无法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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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回到六四后，政制政论激化的情况。

    英国政府一方面对中国政府采取强硬立场，中断中英间高层官员往来，拒绝参加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例行会议，另一方面，推动与他有联系的社会力量提出的政制方案，如“两局共识方案”，企图加快民主进度，既向中方施压，又与激进民主派争夺社会影响，限制其继续膨胀。当时行政局首席议员邓莲如公开说：“两局能达成共识（指形成方案），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当时北京的学生运动，和香港市民声援行动的影响。”

    激进民主派重新提出“一九零”方案，建议立法会九一年应有半数直选议席，九五年实行全部直选；维持他们原来的提议，在九七年就由全民直选产生行政长官。他们声称，如果在九七年以前，香港未能建立民主政制，九七后就更无法实践。

    连一向赞同政制发展要循序渐进的工商界，以及“中间派”，也起了变化，认同加快民主步伐的主张。

    这种情况带来的问题，是在各阶层政党没有组成，激进民主派力量空前膨胀，未来立法会向中下层倾斜，甚至向激进民主派倾斜的可能xìng加剧。

    当时，咨委会的副秘书长邵善波提出“一会两局”的构想，副社长毛钧年将构想方案送给我，经工委认为这个方案可以考虑。

    这个方案把立法会分成两局，“地区选举局”和“功能选举局”。“地区选举局”采混合选举，头一、二届半数以上议席为直选。“功能选举局”由各功能界选出议员，类似西方的上、下两院，或参、众两院。

    一个议案，如果两局都予以通过，当然没有问题。假如一个议案未获直选医院这一局通过，而另一个通过了，就在立法会形成相互制衡的局面，这时就由行政长官来决定，或由两局互推出代表研究修改，争取两局都通过。如果不行，则由全体会议的三分之二多数做决定。

    邵善波这个方案，当时还只是大致上的构想，细节上的考虑不够。我把这个方案带到北京，在姬鹏飞主持的港澳工作会议上研究，大家支持这个方案，认为在“六四”后的新形势下，这是个办法。回香港后，我们正在研究怎么推到社会上去，还未有具体步骤之前，罗德丞突然公开提出了这一方案。我很诧异，罗德丞怎么会知道这一方案？又如何拿去的？我仔细查问，但无结果。

    罗德丞推出“一会两局”方案之后，政制政论立即尖锐起来，本来社会上不同的力量各自推销各自的方案，现在矛头一起转向“一会两局”，认为这是中方支持的，罗德丞也这样宣称，事实也是如此。一些协调活动也活跃起来，试图联合起来对抗“一会两局”。

    “一会两局”方案，与当时社会要求加快民主步伐的气氛不一致，我们考虑要适当满足社会思潮，又要防止立法机构过于倾斜，以至影响“九七”后特区政治局面立即大变。鉴于社会气氛过于情绪化，考虑这个方案出笼后，难以避免会遭到批评，因此打算有步骤地推出，以减少阻力。岂知罗德丞抢先出笼。罗德丞的社会形象本来欠佳，他又公开讲过，反对因六四事件而要加快民主进程，引起社会更大反感。“一会两局”方案由他推出，一时形成“围攻”的对象。

    工商界的罗康瑞，和中间派的程介南等人，不久也推出一个“四、四、二”新协调方案，即香港特别行政区首届立法机关议席，由四成直选、四成功能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