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研究室，研究这个问题，到底每年批多少土地为适当；特别是未来几年，可以不会因批地过多，使地价下降，也不会因批得太少，造成市场供不应求，使房地产价格猛升。这个拿捏分寸的课题，我在八七年以后才提出，但未取得结论。

    我们也协助华人资本家解决困难。东亚银行主要股东中，有人因信心问题，想撤出资金，股东间发生纠纷，法国某银行想借机收购，银行处在危机之中。董事长李国宝向中银求助，他找了香港中国银行，并到新华分社找我。银行工委经济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支持东亚银行，由中国银行出面帮助，中银掌握的东亚股票不仅不出让，还适当增购，帮助李国宝度过危机。

    在运用经济手段支持华人资本家的工作中，造成损失的事情也有。康力公司是比较大的一件。我到港不久，分管经济工作的副社长曹维廉（他原是机电部副部长，同jiāng zé mín关系很好），向我介绍，康力公司是香港电子工业的大企业，老板柯俊文十分值得欣赏，有理想，经营有一套。柯也自吹他想做香港的松下幸之助（日本松下企业的创始人，被誉为经营之神）。曹维廉希望柯俊文去内地投资，亲自陪他去福建、江苏、北京等地参观，向中央领导人推荐，国务委员谷牧也同他见了面。柯就提出要中资与他合作，我们研究后，也同意了，由香港中银、华润、招商局三家共同投资与他合作。注入资金后，柯俊文就跑掉了。我们调查发现，他还以另一个公司的名义，把康力的资金、动产转移了不少。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后来由内地专家对康力的不动产、设备，做了评估，认为设备还是比较好的，有些是内地还没有的，经济上的损失幸好不算太大。但经营中不断亏损，背了多年的包袱。

    支持华人资本家发展他们的事业，也是重要方面。

    八六年，胡应湘同李嘉诚一起来找我，提出开发香港岛西区海绵和大屿山的计划，要在大屿山建第二机场，地点一是考虑在赤角，一是在大屿山和香港岛之间；还准备在大屿山和香港之间，填海建新码头、住宅区和商业区；建大屿山通往香港岛、大屿山通往九龙的海底隧道；以及大屿山至深圳新的边境口岸落马洲的高速公路。

    我听了他的计划之后，表示赞同，认为这个计划不仅可以满足九十年代，还可能满足廿一世纪上半世纪香港海、陆、空运的需要，使香港进一步发挥南中国进出口基地的作用，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有需要向北京反映，我可以负责。”我的考虑是，现在还由港英政府管治，这么大的工程理应得到他们的赞同和支持，方有成功的可能。我还建议他们在港英政府表态之前，不要让外面知道。李嘉诚问胡应湘：“记者知不知道？”胡讲他已准备开记者会，我建议不要开，李嘉诚也赞同我的看法，胡还是坚持。结果媒介公布以后，港英政府一直没有反应，搁置下来。

    “六四”之后，港英政府公开了自己建新机场的计划。我想，如果当时胡应湘他们能先征求港英政府意见，情况也许会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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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是国际xìng的大都市，各国各方对它都有兴趣。外国资本中主要利用香港，向东南亚发展，特别是向中国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之后，香港的中间地位、跳板地位、桥梁地位，使认识香港作用的外国资本越来越多，香港对外国资本越来越具吸引力。

    在这种形势下，不失时机地、广泛地，同各个国家和地区驻港外jiāo机构和商业机构密切接触，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的政策，解决他们一些困难，成为新华分社的重要工作之一。

    新华分社为此在内部也做了分工。外事部门主要负责广泛接触各个国家和地区在港的外jiāo机构，经济部门主要接触各国商业机构和一些社团，如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