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称“叔叔”。我临退休，他还送我四幅画，要为设宴饯行。我那时心情不佳，也不愿再给李鹏等人增添借口，对外界饯行活动几乎一律谢绝，自然也没有应他们兄弟之邀。

    八四年一月十日，香港大学评议会例会，校长黄丽松邀请我到会讲话。那天，黄丽松主持会议，一百多位港大教职员和毕业校友出席，他们多半是香港著名的学者、教授、社会各界的精英。

    我根据中央制定的“十二条”收回香港政策，做了题为“前途和希望”的讲话，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由负责官员，较正式的公开、全面地做有关收回香港政策的讲话。与会人士很重视。香港中外报刊、电视台广泛地做了报导。也在社会各方面引起注意和反响。

    不久，邓小平见到我，讲：“你那次讲话，反应很好！”给予肯定。显然，邓小平也知道了，因为我并没有向北京报告这次讲话的反应。

    总之，针对英国打“民意牌”，我们采取一系列做法，目的主要是争取人心，打开香港工作的局面，也为了配合谈判。当然，这两方面是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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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三年九月八日，台风“艾lún”袭击香港几天几夜，整个港岛风雨jiāo加。中英双方“民意牌”之战，也随着风雨越打越激烈。

    中英进入第二阶段谈判后，英国一直坚持“过渡”，“以主权换治权”，谋求先谈香港的主权问题，而中国则坚持主治权不可分割，九七年整体收回，先谈九七后香港如何管治问题。双方谈不拢，关系很紧张。从第三轮开始，公报上就没有“有益的”、“建设xìng的”表示谈判气氛良好的字眼，加剧了香港社会的惶恐心理，股市、地产不振，港币币值节节下降。社会舆论几乎一面倒，批评这是中国收回香港的强硬态度使然。

    我们认为港币贬值确有政治因素，但并非中国单方面造成的。地产不振，还有供过于求因素，更非中国造成。更不寻常的是，通常各个国家在币值失控时，政府都会进行必要的干预，而港英政府不但故意放手让它动dàng，港府财政司彭励治还公开发表讲话，称：“港币贬值主因是政治前景，香港在自由市场环境下，没有政府可以控制币值的趋向。”也就是明白告诉香港同胞，是因为中国要收回香港，才造成港币贬值。矛盾指向中国，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以增强英国的谈判筹码。

    香港政府执意不采取措施的态度，无异对形势火上加油。我察觉到港英政府在对陷入僵局的中英谈判施加压力，不惜牺牲港人利益。当天晚上，我就到深圳打电话给北京港英政府对新华分社电话全天候舰艇，我们有重要事情和北京相商，都到深圳通电话。我连夜找主管宣传的杨奇商量，针对英国这种作法，在舆论上予以揭露。

    当时大陆三位理论权威正在香港访问，他们是经济学家钱俊瑞、许涤新，以及外jiāo、政治学家宦乡，我曾就港币贬值问题请教他们。于是就决定请三位专家用适当的形式公开发表意见。钱俊瑞、许涤新都公开表示了态度，批评香港政府对港币不断下挫不负责任。

    中央之间“民意牌”之战，延伸为“经济牌”之战。社会心理，更为紧张。

    九月二十三日，中英第二阶段第四轮会谈在北京结束，因双方立场严重对立，谈判陷入僵局。消息传出，香港金融外汇市场立即发生疯狂抛售港币、挤兑美元的狂潮，使港币从一美元兑八一二，急剧下降至九七，并且大有破十之势；金价狂升达每两七零五港元；人民币半日内调升三次，卖价达每百港币二二一二元。

    报刊对那两天的描述是：整个市“癫”了。称二十三、二十四两日是“黑色星期五”、“黑色星期六”。

    一份港刊对挤兑美元的情况描写道：“银行出现两条人龙，一条是兑换美元或提取美钞的，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