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反应，不能回避。

    围绕“治权能否延续”等问题，中英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宣传战。

    我们在香港发动了“左派”七十二个工会举行座谈，表达香港劳动群众赞同中国收回主权、“港人治港”的决策，在香港社会引起轰动，有报刊评论：“颇具声势”。

    为了配合谈判桌上的斗争，我走访香港的工会、农会、群众团体、新界的居民区。我还广泛地接触中上层人士、传播界负责人，以争取他们对中国收回香港主权政策的支持。

    对此，香港报刊评论说：香港有些奉“中华民国”为正统的报纸，或者一向立场较为fǎn gòng的报纸，在许家屯的宴请攻势下，逐步调整言论尺度，不与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的政策唱太明显的反调。电视台也起了一些变化。事实上，这种说法是夸大了。

    我也积极向港英政府人士、英资财团的负责人宣传中国的政策。

    怡和洋行的董事长西门凯瑟要求见我。怡和是鸦片战争的最大得益者之一，他这是主动要见我，估计是代表在港英资财团，推销英国政府以主权换治权的谋略。

    我们在新华分社会客室见面。西门凯瑟由怡和的一位华人买办陪同，他年约三十岁左右，有一股青年人的傲气。

    果不出所料，他是推销英国谋略而来的。我在他讲话后，向他介绍了中国政府的方针和想法，他很不以为然，多次打断我，批评中国政府的不讲信用。

    我耐心解释：中国情势已变，未来不会改变香港的经济制度，损害私人和企业家的财产。我理解他的心情，新中国成立后，怡和在大陆的产业损失殆尽。

    西门凯瑟年少气盛，粗暴地打断我的话：“香港现在被英国人管得很好，为什么中国一定要收回？既然一切都不变，为何要把英国赶走！”

    看来，他祖先的侵略心态依旧，我正色回答他：“为什么要收回？道理很简单，这是不平等条约造成的结果，殖民时代已经过去了。”“制度虽然不变，要变的是英帝国的侵略历史。英国殖民政府要下旗，撤回lún敦！”

    他见我面色起变，忙承认自己失言，请予原谅。

    我当即表示谅解，说：“我愿意和您做朋友。朋友间偶然说错话不要紧，您也不要放在心上。”

    八四年三月，怡和迁册百慕大，我想这不是偶然的。新中国成立后，怡和在内地遭受的待遇，给西门凯瑟家族留下的印象太深刻。南京长江大桥边，现在的江苏ròu联加工厂，过去就是怡和洋行的一个大企业。中国实际上是把它没收了。因此，他们怕香港收回后，对怡和进行第二次“共产”。

    我曾想，我的话是否也成为西门凯瑟家族决心迁册的因素呢？我如果和缓地回答他，是否可以避免事情发生？当然，这是个我无法得出结论的猜想。不过我当时想，如果再遇到类似情况时，我将更理智对待。

    怡和迁册以后，收到香港各方面舆论的斥责。西门凯瑟又要求见我，这次他改变了态度，解释怡和迁册纯属商业行为，希望予以谅解。我没有批评他，只是对他说：“你们迁册是没有必要的。中国过去在上海所执行的政策不会再继续，我们在香港完全采取新的作法。当然，你已经这样做了，我也能理解。”看起来他很感动。我考虑，怡和已迁册，不可能再挽回。我们的政策是“拖住英资”，希望英商继续留在香港，并尽量保持他们的利益，还是应该做好英商的工作。

    西门凯瑟也表示：虽然迁册，怡和的主要业务仍在香港，今后也还有兴趣进大陆投资，重点仍在香港和中国。他这话并非全属敷衍之词，我知道他们在广州有投资。我表示赞同。

    我和西门凯瑟兄弟还真的做了朋友。以后他兄弟每年来香港，双方都有宴请。西门凯瑟不再称我“社长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