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可以讲分为三部分。一是当地的秘密地下组织，完全是地下党的做法，通过个人单线领导，直接向廖承志负责。

    另一部分是工委机关，即新华分社和中央及内地派出机构，派出人员中的党员。中央有不少部门在香港有外派机构或外派人员。所谓机构，有大的，比如外jiāo部外派的签证处；有小的，如军委总参在港有一小组，专门收集国外的书报、刊物。各省也有派出机构，往往是在他们组成的香港公司里。这些党员由工委组织部管理，由工委直接领导。

    还有一部分是由中央侨委派出，以及在香港由他们管理的那部分党员，他们自成系统，按照中国共产党党章，所有在一个地方的党员都由当地的党委或支部来领导，因此，侨委委托工委来领导这部分党员，人事由侨委自己负责。

    一九八三年，香港、澳门有中共党员六千多人，从内地去的不到三千人，二分之一以上是当地党员。

    虽然这些党的组织归港澳工委领导，但实际上，当时的工委只能管理党员的组织生活、学习、传达中央的指示、新党员的发展等。至于业务上、人事上一直是双重领导。这种双重领导执行起来情况很复杂，问题也多。比如王匡任内，曾打算由工委统一管理中资机构的一切工作，包括其业务部分，没有成功。我到港后，也有人向我提出这一建议，我认为不可行。各中资机构分属不同省、市和中央不同部门管辖，别讲共产党在香港处于地下状态，我在江苏的时候，中央各部委的下属机构也很难统管。他们对中央外经部业务的指示更尊重，因为他们要项目、要钱、要物，要靠业务上司。

    我认为，只要求中资机构在涉及香港、澳门的问题上，接受港澳工委的意见，做到这条就很不错了。

    果然，后来在一些问题上，常有分歧。如工委从政治上考虑，希望中国银行贷款给某人，开始还勉强做到，后来却坚持要由北京主管部门批准。我们也不反对，双方都向北京请示。可是要获得北京批准很不容易，有些勉强同意了，意见却很大，他们向中央告状说，许某人“给我们的政治任务太多了”（指政治xìng贷款）。

    其实，贷款基本上仍是按业务规则办理的。无条件贷款仅属个别现象。银行要我代表新华分社做担保，我照办，出具字据。

    到任后，为搞清楚“一左二窄”的具体表现，成为我和干部及工作人员jiāo谈的重点。几位原社长、副社长，大都沉默相对，不提供材料，不表态，部门的干部在会上见他们不讲，也都不讲了。个别谈话时，少数广东籍干部也不肯讲。内地来的干部可能“包袱”少，反映了不少事例。例如某人告诉我一个走极端的事例：

    工委一度对赞同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七十年代》（现改为《九十年代》）和《争鸣》杂志持支持态度。西单“民主墙”事件后，这两个刊物态度改变，批评邓小平的反民主言行。北京不能容忍，廖承志把王匡叫到北京，当面jiāo代：“把他们彻底搞垮！”王匡回来要杨奇坚决执行。杨奇表示：在香港条件下，“彻底搞垮”有困难，而且和两个杂志以往关系较好，主持人都是“左派”的朋友，有的还是从“左派”机构出去的，还有个刊物原在“左派”印刷机构印刷，也不再替它们印了，想用这样的手法来“摧毁”这两个刊物。在香港社会，怎么能做到呢？结果反而引起社会对这两个刊物的同情，不仅本地，海外也一样。两刊非但没有垮，反而提高了知名度，发行量有所增加，影响更为扩大，这种“左”派幼稚病的作法，连廖承志也不能免。

    机关风气保守，不lún不类。比如机关互相之间，文件上统称“兄”，例如一部门称另一部门“李兄”，保持地下党做法。事实上，看了文件内容，就会知道“某兄”是哪个部门，文件泄露出去，一样保不了密。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