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者足戒”，这一点，máo zé dōng没有说错。

    为求真实，我已将荣辱置之度外，既不轻易改变原来的立场，也不会为任何压力或迎合某种观点而故作曲笔，相信历史自有公论。惟文中对某些中共党内及香港社会人士或有不便之处，则故隐其名。再一点要说明的是，当时我所主管的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的工作范围虽然也包括澳门，但一来我们授权给澳门分工委相当大的自主权，一般事务港澳工委很少过问；二来为集中精力写好香港问题，故回忆录中对有关澳门部分略过不表。这两点还望读者鉴谅。

    回忆录的立足点是中国共产党收回香港的方针、政策：到一九九七年如期收回，收回后在香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从共产党执行此方针、政策的基本情况看，有矛盾，有反复，但基本一致。全文围绕三条线索展开：中英两国的合作与斗争；香港各阶层的反应与中国领导层的对策；针对香港问题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和分歧。

    香港有人评论我是“党xìng坚定、思想开放的共产党人”，是褒，也是贬。在他们看来，许某人似乎集矛盾于一身。不过，现在写回忆，还只能是这个立场，当然也稍有变化。我已不是jiāng zé mín、李鹏掌握的共产党党员了，也不是所谓“党外布尔什维克”列宁式的党，列宁、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已为历史实践所扬弃（我认为，即使是邓小平，关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也有了变化）。我是一个党外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我愿和中国共产党内外的志同道合者，共同摸索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的模式

    。

    我对香港的认识，是逐步加深的。应该承认，现在仍待开拓。重新认识香港以及当代资本主义，以为借鉴，是我自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以新华分社社长身分踏入香港后不久，即萌生的想法，在港六年多一直为此努力。自我感觉：有收获，很不够。由此才产生退休后在深圳继续研究的设想，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未果。如今鼓起勇气写回忆录，亦有贯彻初衷之意。

    我在回忆录中对香港前途仍保持一贯的乐观态度。今后会不会发生变化，当视未来北京领导层是能适应形式发展的弄潮手，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盲动者而定。如是后者，小倒退、中倒退、大倒退，都有可能。但我坚信，倒退不仅港人不容，全中国人民亦不容！故而总体来说，我对香港前途还是乐观的。文中对我退休后香港形势的发展，也做了粗浅的评述。一方面是难以忘情，另一方面也是聊表赤子之心，希望有助于香港的平稳过渡，常保经济繁荣，民生幸福，民主进步。

    第一章 受命中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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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三年四月的一天，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把我从京西宾馆召到中南海勤政殿，正式通知我：中央决定，派我去香港任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在此之前，我已被中央内定离开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工作，当时正在北京协助中央组织江苏省新的领导班子。新的任命，出乎我的意料。

    为香港回归中国，中英两国正在进行谈判，对此我虽有所闻，但所致甚少。新的职务，对外名义上是“香港新华分社社长”，实际上港澳工作委员会书记才是“正业”，是中国政府驻香港的“总管”。而在此中英外jiāo谈判紧张、微妙的阶段调我去香港，显然是中央对我的信任和重用。不过，我大半生一直在内地工作，搞外jiāo纯属门外汉。加之时年已六十有七，老来还要“重新打鼓另开张”，难度不可谓不大。